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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贾樟柯!

(2006-09-11 19:53:42)
分类: 老浓说事儿
 
投资不过几百万的《三峡好人》让贾樟柯出尽了风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把最高荣誉金狮奖捧回了家。得知这个消息,还是在老五的博克上,老五充当了越洋快讯的传递啊!
 
头几年,跟贾樟柯有过接触,一次是他的电影《站台》看片会上,一次好像跟香尘、仙儿她们在什么小型播放会上。他是俺在电影学院一个朋友的学生,跟他聊过几次。看贾樟柯这个人呢个子不高,人也特别低调,说话轻声细语,普通话略带山西口音。在王小帅、路学长、娄烨等新一代导演中,贾樟柯是最不喜欢张扬的一个。很难想象执导筒的他会是个什么样子。《站台》是俺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后来又找来他的《小山回家》《小武》等片子看了,那个叫王宏伟的家伙给俺印象深刻。听说这次《三峡好人》中仍然有他的加盟,嗯,看来俺又快要进电影院了。
 
贾樟柯的电影都是小制作,尽管是小制作,前些年还经常找不到钱去拍电影。因为他本人是山西人,他的电影也多以山西尤其是汾阳为主。电影表现的也都是穷地方、小人物、小故事,应该说是属于“原生态”的吧。可恰恰是这个原生态才造就了贾樟柯。当年老谋子的《秋菊》第一次获得金狮奖,凭借的就是中国大山里农民那种真挚、朴实、执着、向上的特点,后来他还是依仗着娴熟的本色的古朴的农村题材,以《一个都不能少》再次把那个金毛狮子牵了回来。这次,贾樟柯步老谋子的后尘,仍旧是农村生活题材仍旧是小人物穷地方的故事仍旧是小投资却打了漂亮的一仗,嘿嘿,估计睡不好觉的不单单是贾樟柯一个人吧?国内那些个大导演们是不是也该辗转辗转了嗫?特技啊,电脑啊,大场景啊,破坏生态啊、巨额投资啊、国际影星啊,鼓捣一堆东西结果弄出个千人骂万人怨的电影,这脸,可往哪儿搁嗫?横行几年的所谓大片,屡屡却在国际奖会上落马,大艺术家们真的该反思反思了吧?《三峡好人》的成功,贾樟柯的获奖,给中国电影人一个的启示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到底卖多少钱一斤,电影要以人为本,回归人文关怀。在好莱坞大片也面临举步维艰、小制作独立电影异军突起的今天,中国式大片何去何从中国电影何去何从,也没必要再多说了吧。。。
 
附:
找了点当年采访他的记录,放这里吧。
 
问:你觉得从《小武》到《站台》有什么改变?

答:没变化,接着拍,《站台》这个剧本大概是在1995年或者1996年开始的,那时刚刚开始拍短片。实际上《站台》应该是我的处女作。我想着拍电影,我将来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站台》。从1990年以后我从家乡汾阳到了太原,也就20岁,学画,离开原来那个封闭的环境,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头以后,慢慢地开始,汾阳的那些人和事变得比原来要清晰很多。后来1993年又到了电影学院,1995年写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想拍的就是80年代汾阳的生活。因为这10年是从1980到1990年,正好是我自己从10岁到20岁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成长,开始懂事,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开始有自己的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正好是一个自己成长里头最重要的阶段。我不管别人对80年代印象怎么样,我自己觉得80年代对我来说是非常动荡的,是非常激动的10年,为什么说它动荡,因为很多信息,很多人和事情都非常迅速地变化。比如说,县城里的摩托原来只有邮局送信的有,邻居几个孩子经常站在马路上聊天,有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看着就非常羡慕,说要是我能买上个摩托,那我就满足了。然后他这个话没说几年,他就买上了。可能就三四年后,说明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比如电视机,就像《站台》里面一样,大家都是排队到单位里去看,公路局啊,公安局啊,税务局啊,畜牧局啊,只有这种机关的办公室有,但是很快就家家户户都有了,你每天在街上都能看到有人在房顶上插天线,变化非常之快,你真的能经历一个日新月异的生活。那时思想也慢慢在打开,我觉得在《站台》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4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另一个就是文化。

问:你在《站台》里用了很多80年代流行的歌,还有80年代演的那些电视剧和电影片段。你为什么把你的这些人物放到80年代的"站台"上,他们在翘首盼望什么的到来?

答:《站台》里面开场的歌《火车向着韶山跑》,那是我姐姐最擅长的一个节目。那个时候她是学校宣传队的宣传员,拉小提琴,我第一次见她演出,她一个人站在那儿拉,别的人坐在木头板凳上表演。后来很多节目都是这样的,包括电影也是这样的,革命文艺嘛,非常封闭的状态,然后慢慢开始有通俗文化。最早听到这种音乐的,就是街上的那些混混,他们有了录音机,就在街上放,录音带也是走私进来的,刘文正啊,邓丽君啊,张帝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慢慢大众文化传到汾阳这样的地方以后,你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它没那么简单,不单是一个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有很多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变成一个经验以后,我就想去做一部电影。一开始我就想拍这个东西,当我剧本写完之后,我就找这种拍电影的机会,最初我只找到30万,有一个公司,叫做"胡同制作",他们能出到差不多十几、二十万,山西我又找到一部分钱,这个条件我远远没有办法拍《站台》,我就拍了《小武》。规模非常小,成本非常低,很灵活,也就是用16毫米拍。《小武》完了之后,制片环境对我来说突然变了,很多投资人在我后边追。后来《站台》的剧本在釜山拿了首届PPP电影计划的那个奖。我的摄影师余力为懂法文,又拿到了法国的南方基金。这个时候外部投资环境对我来说相当好,大大小小的公司,包括法国百代这样的大公司也特别有兴趣。也包括一些很小的公司,后来我就选择了日本的北野武最新成立的公司。我选择他,一方面是认为一个导演他那么成功之后,还有兴趣投资给年轻人,另一方面他公司里找我的那个制片人,监制了侯孝贤的3部电影,包括《南国,再见南国》、《好男好女》和《海上花》,我热爱侯孝贤的电影,既然他能够长期跟侯孝贤合作,肯定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最起码是喜欢这种电影的制片。然后我们就开始合作,我觉得我在电影这个行业里是很幸运的,从拍短片到想拍长片,到拍了长片再到拍《站台》,基本上没有什么挫折。相对来说是非常幸运的,没用那么多时间去找钱、筹钱,还有我的幸运就是我的两个制片人,香港"胡同"的李杰明和日本的矢川尚三,他们给了我完全自由的创作,《站台》我原来在合同里签的是2小时40分的电影,最后我的导演版本是3小时10分,多了40分钟,他们看了我最后完成的剧本之后,已经知道不可能是2小时40分的电影,大家都没说什么。我记得日本制片说得特别好,他说既然导演觉得有必要用3个多小时来展开他的故事,那么就尊重他吧。因为我非常清楚,这样的长度等于说你拒绝了商业,放弃了商业上成功的可能性。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放,但是绝对不会收得好,因为这个长度你让一个普通观众坐在影院去看你生命经验的过程,西方的观众、国外的观众是不是有这个兴趣,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来了解你的电影。这完全是一个挑战。

问:你怎么会想到要上电影学院呢?

答:因为我中学成绩特别差。你知道县城里面,像我这样的孩子,出路只有三条:当兵,回来分配一个工作;顶替父母的班;还有就是考大学。顶替父母,我父母还很年轻啊,我顶替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提前退啊,有时候也有,很极端的。还有一种就是当兵,当兵肯定受欺负。而且我这么矮,那些障碍物,我爬也爬不过去,翻也翻不过去。那我只有考大学,考大学我成绩又很差。然后人家说,考艺术院校。分低。真的是为了一个出路,为了一口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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