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诗性建设的批评尺度

黄莱笙

福州、杭州、西安、洛阳、南京五个古都诗歌文化交流会在榕城召开，是一件难得盛事。按照会议的邀请与安排，我对古都诗性建设的批评尺度问题说说个人的看法。

五个古都的诗歌发展日趋繁荣，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举证诗歌代表作与代表诗人的问题上，诗人与诗人之间、诗评家与诗评家之间以及诗人与诗评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有着较大分歧。这就涉及一个诗性建设的批评尺度认识了。同时，五个古都诗歌发展中的问题，也彰显了批评尺度模糊的现象。当下，五个古都普遍存在着诗歌写作抱负的匮乏情况，特别是写作使命感的丧失与错位，致使诗歌写作怡情化、调侃型现象漫延；素材剪裁心态的丧失，造成题材杂乱、美丑不分、泥沙俱下；语言抱负的丧失，导致“语言土财主”现象十分严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削弱了；回馈生活理念的丧失，促使诗歌写作普遍缺乏感恩心态，对生活没有敬畏感，以高质量作品回报生活的观念淡漠。与诗歌内部发生的这种抱负匮乏相依存的，是诗歌外部传播载体多元化引发的混乱。纸媒的开放与网络的自由，打破了权威一统天下的格局，诗歌的自由得到了无限夸张，网络诗评得到了无限张扬，由此带来了创造力的解放也带来了诗歌批评的混乱。妥协与坚持，智慧与愚蠢，似乎失去了界限，话语权的无准则状态导致了赞扬与抨击的立场模糊。

诸如这般的负面现象，给五个古都的诗性建设敲响了警钟，呼唤着诗歌批评尺度的建树。批评尺度有助于古都诗性建设的健康方向，是导向性质的话语权。对这个问题把握不稳，古都诗性建设就可能会有大的偏差。所以，加强古都诗性建设，优先任务就是要加强诗歌批评尺度的建设。

从五个古都诗歌发展之路来看，无论是回顾还是前瞻，我们都可以看到，诗歌批评尺度建设必须明确三个要素：历史意识，当下责任，审美效应。

第一，        历史意识。

许多人都注意到，五个古都一度是中国朦胧诗运动的中坚现场。朦胧诗在三十年前出现时，所受到的最大非难就是“西化”的遣责，三十年来，真正的朦胧诗人早已遁入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延伸与再造乐趣了，可是，三十年后的诗坛遣责却依旧甚至更激烈地集中在“西化”抨击。这不能不令人疑虑，单纯的复古或者单纯的西化，能够成为诗歌的批评尺度吗？

我以为，诗歌的批评尺度应当是这样的一个座标：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不即不离，以创新的姿态加入历史长河。

尤其是在文化全球交融的背景之下，这样的批评尺度更应该坚持。

单纯强调横的移植有失偏颇。置中国国情于不顾，弃中国传统精华而不用，照搬西方审美理念和文本模式来进行汉语创作，来评判中华文学，这不是先进文化的做法。

单纯地迷恋传统美学有失偏执。片面地沉湎于中国古代的审美趣味，不善于享用全人类的诗学成果，必然无法与时俱进，适应不了时代发展要求，这不是先进诗学所为。

单纯地强调横移与单纯地强调纵承，这两种偏好都不健康。同时，只知道一味地模仿中西历史上的佳作，重复历史的诗学成就，那也是固步自封。

所谓历史意识，应当是心中存有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球的历史轨迹，用人类诗学历史流传和发展的成果来审视当下的诗歌。

历史意识不仅仅是过去的成果，过去要在现时发挥作用；历史意识还应当包括发展的观念，推陈出新，让当下的诗学成果加入到历史发展中，在未来发挥作用。

这样的历史意识恰恰就强调了诗学创新。以这样的历史意识构筑诗歌批评尺度，就是强调了要在兼收并蓄中西诗学成果的基础上，从自己的生活审美中创造个性化的诗歌成就。

第二，当下责任。

2011年底，我们策动了“三个崛起”齐聚福州，把脉中国当代诗歌近三十年发展问题，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位教授不约而同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三十年来有一条从复归自我到封闭自我的脉络，眼下的问题是过于迷恋自我以致失去了写作的社会公众意识，所以诗歌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个言论涉及了诗歌写作的当下责任缺失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五个古都诗歌发展的三十年演变，有一个从口号诗到口水诗的负面现象。口号诗是假大空的产物，口水诗是后现代的产物。其实，后现代是消解当下责任的思想罪恶。

后现代是一股思潮，进入中国有二十多年了。后现代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在多元化与去中心的基本思想上有着积极的融合。多元化带来的平等，人类去中心带来的生态和谐环境，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系列诉求都有益于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但是，就思想立场而言，后现代思潮与当下国家利益强调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根本就是两个对抗式的话语体系。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文明的，他们否定因果关系，认为只有现在没有未来，所以反对理想，不愿意有任何社会担当，他们在根子上是反社会进步的，那一整套思想之中就根本不存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意图。这样一种后现代思潮落在诗歌写作之中，必然带来当下责任的消解。二十多年来，五个古都的诗学争议此起彼伏，其实都可以从后现代思潮找到分歧的根源。如今，应当是到了终结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了。

我以为，诗歌的批评尺度应当是这样一种区分：诗人的自由也有进步与落后的区分，区别诗人的可耻与高尚之后，我们应当推崇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诗歌情结。

诗人要有社会责任感，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对自己的言论观点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对自己的人格负责。

诗歌写作规律中客观存在着为自己而写的现象，但是，如果为自己所写的诗作发表出来了，那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而是公众事项。这时，就有一个判别诗作的社会价值问题了。那些极度的不满发泄、变态的欣赏丑恶、下流的暴力偏好等等负面情结，总是容易污染甚至伤害社会。

面对诗歌表达给社会抹黑的现象，也许，我们不该对那样的诗作进行责难，可是，我们必须对写作这首诗的人进行质疑，你写这样的诗歌是为了什么？我们有权力对其中的诗歌情结进行非议。

从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要求诗人对自己的表达情结有一个选择与剪裁，是所有希望在公众之中传递情趣的诗人肩负当下社会责任的使然。

第三，审美效应。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文字一分行就称为诗，如此，会敲回车键就必定会当诗人了。那么，这样的诗歌有意义吗？朦胧诗前的口号诗与朦胧诗后的口水诗，前者以形而上为荣，后者以形而下为骄，不同的低级趣味在糟蹋语言的能耐上倒是相同。假如文字一分行就成了诗，那么，哪种文字可以称为不是诗呢？五个古都的诗性建设，应当极力化解这样的低劣倾向。

我以为，诗歌的批评尺度应当是这样一种本原：坚持诗歌审美的韵力感受，在言有尽意无穷的范畴中寻找高贵的诗篇。

一首诗读完了也就读完了，没有令人回味的效果，不能让人产生联想，那只是分行的文字，不是诗。

中国古代诗学强调“韵味说”，西方现代诗学强调“张力说”，二者有着异曲同工的精义。好的诗作总是这样，意象经由有意味的个性化语言的组合，呈现出令人回味的韵力。所谓意象与有意味的个性化语言，是修饰和限定韵力来源途径的。意象与有意味的个性化语言是诗的特质，是对韵力来源的界定，也就是说，诗歌的所谓韵力，不是通过小说散文的故事要素或者叙述要素产生的，而是经由意象及有意味的个性化语言产生的。

诗是呈现而不是说明，是暗示而不是表白。不论怎么写，无论哪种写法，都切忌把意思写尽，每首诗都应当留有给人回味的东西。既然“言不尽意”，就要善于营造“言外之意”。这就是韵力的基本要求。诗歌写作要做到诗内有无尽的咀嚼、诗外有延伸的意趣。千百年来中西诗学对这个倡导的一脉相承，说明了这是一个客观的诗歌美学规律。

这样的韵力是诗歌的美学边界，诗学的审美边际效应主要发生在言尽意无穷的范畴之中，超出这个范畴就无诗可论。这是一把诗歌内部的批评尺度，评判艺术水准的尺度。

总之，上述三个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诗歌的批评尺度，缺一不可。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仅强调艺术上的审美效应，那就容易使诗歌落入形式主义樊篱；如果仅强调当下责任，也会阻碍诗人追求美的使命；如果仅强调历史意识，则会削弱诗人自由的才情。三者应当水乳交融，综合辩别。当我们从其中一个要素发现了优秀诗作，往往可以看到另两个要素程度不同地同样存在于这个优秀之中；如果仅有一个要素的存在，那么，这首作品在大多数条件下往往难以经受批评家的推敲与检验，容易沦为普通。诗歌批评尺度的建设就是这样能够让我们客观评判创作，进而引领方向。

让我们来合力打造这样的诗歌批评尺度，优化五个古都诗性建设，加快先进诗学发展。

       2012年10月5日草稿于福建省三明市龙泉大厦405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