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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山石窟 pentax 67 with 45mm lens on kodak film iso 100. 2001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利用《明实录》与明清方志及其他汉藏文史料，对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现存的金大定年间题记、圆光寺石碑诸碑文进行的考释。认为题记所记为宋崇宁年间敕赐度牒于景云寺事非金代史实，考证其中番僧党征氏为吐蕃僧，并明确了景云寺与甘肃靖远法泉禅寺的上下寺关系。论文就景云寺正统年间碑文中提到的颁赐大藏经，祈请寺额事迹以及碑文提及的番僧逐个进行了考证，并由此追溯出临洮宝塔寺尚不为人知的大敏法王与赞善王在陇右住持寺院，以及大慈法王弟子曾驻锡法泉禅寺等史实。通过圆光寺碑文番僧历史的考察，作者梳理了圆光寺的历史，考证明代前期藏传佛教僧人曾深入陇右腹地、明初早期格鲁派在甘肃、宁夏一带的传教史迹。 本文原刊于《普门学报》第十八辑 2003

引言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1]城西北55公里的六盘山支脉、古石门关遗址[2]。在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 700米的几处沙岩山坡上开窟，现存132窟，始凿于北魏，盛于北周、隋、唐，保存较好的洞窟有20余个[3]。第45～49等5个窟分2层开在一直立壁面上，前方有寺院，名为圆光寺。笔者2002年夏天前往须弥山考察藏传佛教遗迹，在第72窟东壁南端读到金大定二十一年刻划题记，在第5窟大佛像及第45窟至第49窟窟前圆光寺看到数通石碑。题记距今900余年，与石碑相隔也300余年，但内容都与“番僧”有关，令笔者欲罢不能！不揣浅陋，对如上题记与碑文进行考释。天助我行，恰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通史》项目启动，我有幸被邀请赴陇右、河湟及河西考察藏传佛教遗迹，对碑文涉及的寺院进行了实地考察。　

关于须弥山圆光寺及其番僧的历史，除了零星介绍外，目前还没有学者加以关注。该寺明正统以前称为景云寺，人们猜测景云寺最初应建于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寺名取年号景云之意，但除了圆光寺明成化十二年的碑文，没有其他早期文献的证据[4]。现存的史料除了大定题记、碑文之外，尚有明清的方志，如《嘉靖固原州志》云：“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万历固原州志》云：“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元封圆光寺[5]。”嘉靖年间固原兵备副使郭凤翱撰有《登须弥山阁》：“春暮登临兴，寻幽到上方。云梯出树梢，石阁倚空苍。烽火连沙漠，河流望渺茫。冯栏思颇牧，百代将名扬[6]。”乾隆六年刻印《甘肃通志》第四册卷五记：“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石门关遗址，又为逢义山。后汉建义初（528），段频计先零叛羌自彭阳直指高平，战于逢义山，大破之[7]。”可见须弥山原名逢义山，为古战场，石窟，乃至寺院的建立与战前的宗教仪式有关，洞窟题记及碑文都证明了这一事实[8]。卷十二记圆光寺云：“在固原州西一百里，明正统年建。”宣统元年《固原州志》录固原八景之一的“须弥松涛”云：“须弥山，古石门关也，距城北九十里。元时敕建圆光寺，梵宇丛聚。今虽多圯，而重垣峭壁，静可参禅。山坐迥抱势，崖有释迦像二，一坐一立，依石雕凿，生面别开，望之宛然至，其松柏葱蔚，根枝磐石如龙蛇状，风声谡谡，四时清幽。春日野桃花发，掩映其间，亦足点缀边关景物也[9]。”以下就题记与碑文探讨圆光寺及其相关寺院与番僧的历史。

 

 

 

录文与考释

 

一、须弥山第72窟东壁南端金大定题记及考释

 

……景云寺……，听……，法泉禅寺……持……圣□景云寺，□聚兵□，祈□之……及……各一名送名蕃地，众所推伏之人，住持仂支拔所□□，……售有人住佃随人地据□一支，度牒一百道，修完后批示，大□□年十月七日，礼部本路经略司管公，修完其度牒，疾速仰给付赴本司交割。敕合准，准敕给降空名度牒一百道，本部已出给……，其□去须至府下，泾源路安抚司主者泹舍一依都省礼□□□□□符到奉行右劄付平夏城仰详前项，尚书礼部苻内所坐都□□□□□处者右怗，景云寺蕃僧设令抹，仰详前项上须札一内所坐都□，□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怗须至给据者右令别行，出给公据，付景云寺蕃僧党征结，准此收执泹使施行。大定四年四月十七日。赐紫顺化大师党征芭、山主党征结、赐紫净严大师设令抹、山主党征温、赐紫密印大师撤底、监寺党征木、赐紫慈觉大师党征清、讲经律论戒师党征（继？）。

岁次辛丑大定卄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南佃上石记[10]。

 

法泉禅寺与景云寺、圆光寺

这里出现的法泉禅寺，实际上是指位于须弥山石窟西北，今甘肃长征、屈吴山打腊池一带、北宋所建怀戎堡东南的法泉禅寺，今在甘肃靖远县城东，称法泉寺或法泉禅寺。《嘉靖固原州志》所录《打剌赤碑记》云：“崇宁元年（1102）壬午岁，承朝旨筑打绳川。熙河（洮州与河州）帅姚雄驻兵会州，应钱粮运使吴安，宪统制官熙河郭祖德，刘戒，泾原乔松，秦凤刘德，西筑水泉、正川二堡通古会州。三月初，皆毕功。行打绳川，赐名怀戎堡，隶会州熙河第八将。后三年乙酉岁正月，割隶泾原改第十五将，将官张普，通领人马东筑通怀堡，接泾原定戎，开护道壕。当年八月，却隶熙河，复第八将。怀戎东南曰屈吴山、大神山、小神山，皆林木森茂，峰峦耸秀，山间泉流数派（脉），以法泉禅寺为额，给田五十顷，岁赐拨放柴衣。西南白草原，通会州，北有宝积山，产石炭，甘铁。东北去西寿监军一百五十里。北去马练城八十里[11]。”

清康熙四十八年纂《靖远志》卷五录“修红山法泉寺碑记”及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六载“建修法泉寺碑”保留了有关法泉寺和景云寺的重要史料：

 

靖远卫去城东半舍许，有山曰红山，山之隅有寺曰法泉，创自前代，莫考其详，但据开城景云寺碑云：宋崇宁五年，尝钦赐度牒五百纸至会州大红山岔法泉禅寺，遣僧党真巴，赴西安隶下景云而给之。则知法泉为上院而景云为下院也。我大明开国，兵火之余，殿廊颓圮，佛像剥落，基址蓬蓠，石殿瑶室俱为土人畜牧之篱。惟石佛十余座，洞中风雨所不及而金碧犹有存者。正统乙未（1439），僧桑迦班丹，其性慈而纯，其质沈而静，为京师大慈法王徒，西游至法泉，观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诚修行之善地，证道之胜境也。乃为鸠材庇工，撤其卑陋，廓其故址，始创大佛殿，次葺天王殿、迦蓝殿、观音堂以至山门、僧舍、栋楹、櫰桷，一皆美材而有坚以砖石，涂以丹臒，可以耸人观瞻。于是守备靖远都指挥房贵、本卫指挥常敬、陈尊、朱能、路贵、葛全、冯或、吴荣、裴建、连荣、张正倡率僚属及乡人之好善者，亦皆乐为之助。由是壮丽益增，远近称为雄刹。成化丁酉（1477），都督白公玘经其寺，因询倡建之由，记载载莫稽。乃命掌卫事指挥路昭具其寺之始末，索余为记，镌于石以垂不朽。夫西竺之教，虽与吾儒异，然其导人为善之心则一也。住持桑迦班丹，守大慈法王戒，恒以与人为善之心自许，是以举百余年之废而重新之，然后栖止有地，瞻拜有像，趋善之心油然而生矣。继而元戎白公命余记书以昭将来，可谓好善者。余因以是复之，不知观者以余言为是否？

 

康熙四十八年《靖远卫志》卷二·寺观条记法泉禅寺云：

 

红山法泉寺，在城东十五里，宋崇宁钦赐度牒五百纸至会州大红岔法泉禅寺，谴僧党真巴给下隶景云寺。金元为兴教寺，明正统建卫于此，景泰间指挥房贵创建大佛殿。成化丁酉，固原兵备杨冕撰记，儒学训导徐寿亦撰有记。宏治初也，释迦班丹以桑迦班丹徒领海音寺都纲事还乡呈 ，本寺藏卜札实礼部给札住持。嘉靖壬子，僧圆明葺修废圮，郡人刘玺撰记。万历十年，固原北寺僧宽玉游此，喜其境幽地寂，可修戒定，同徒祖通凿石穿洞为僧院，倚崖建阁，安置经藏，佛像庄严。左有悬崖，泉水清冽成池，可供灌注，迥成佳景。有碑记存焉。

 

方志与碑文提及的景云寺碑，现已不存，本文所录圆光寺碑文一碑阴有“得本寺原有石碑系崇宁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赐名为景云寺……。倒塌，见存基址，石佛身长八丈有余，……”的句子。证之法泉寺明碑，可知“崇宁三十五年”系“崇宁五年”之误（徽宗崇宁年号共五年）。此外，须弥山第51窟有在北耳室南壁门上小龛东侧有“记题耳……崇宁癸未□春十……”，崇宁癸未即崇宁二年（1103年），可见是在姚雄收复陇干，宋控制了须弥山地区以后，开始修葺破败的石窟与寺院，徽宗于崇宁五年赐名景云寺[12]，所以，景云寺一名或许始于宋。景云寺碑所记内容为在宋崇宁五年朝廷钦赐度牒五百纸给会州大红山岔法泉禅寺，并派遣番僧党真巴赴西安属下（北宋时西安州，位于会州东，今宁夏海原、西吉境，北宋时须弥山正属西安州）的景云寺交付度牒。碑文由此判定两寺同属一个大寺，其中法泉为上院而景云为下院。这与须弥山第72窟金大定题记所记度牒事吻合。题记中的“大□□年十月七日”与“□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当为“大观元年十月七日”与“大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因崇宁五年为1106年，大观元年为1107年！但钦赐度牒是五百纸，实际上给景云寺的只有“一百道”。洞窟题记中的第一人是交付景云寺度牒的“赐紫顺化大师党征芭”，即法泉禅寺明碑中的“党真巴”，第二位是领取度牒并付收据的“山主党征结”。需要注意的是，众高僧签名落款前的“大定四年四月十七日”，景云寺请度牒事发生在宋崇宁五年至大观元年，为何落款在大定四年？大观元年至大定四年，即1107年至1164年，相隔57年，当时送达度牒或领取度牒的党征芭和党征结，假如当时20岁，大定四年皆已77高龄。题记末的“岁次辛丑大定卄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南佃上石记”当为金大定时期（1181年）的人在追记前代发生的事，“南佃上石记”几乎在说明是碑文的内容而不是人名。

度牒是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的凭证。有牒的免征地税、徭役。唐宋僧尼簿籍，归祠部掌管，由祠部发放度牒。官府可出售度牒，以充军政费用。金代售卖度牒风气极为盛行，《金史》卷五十云：“（大定元年）五月，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至承安二年，又“卖度牒、师号、寺观额”[13]。以往，学者认为第72窟金代题记所述为金代修窟事[14]。根据以上对题记和相关碑文的分析，虽然金代出售度牒风气极为兴盛，但72窟所述乃宋崇宁年间度牒事而非金事。明显的例证之一是题记中的“泾源路安抚司”，为北宋建制，统辖渭州、泾州、原州、西安州、会州、德顺军、镇戎军和怀德军，而金代固原及须弥山一带属于凤翔路，“泾源路安抚司”无从说起。

大定题记中提及的平夏城与“平夏”是两个概念。“平夏”得名于南北朝时赫连勃勃所建夏国[15]。《资治通鉴·唐纪》卷二四九注引赵珣《聚米图经》云：“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谓之南山党项。”这些党项在唐末开始活跃。《万历固原州志》“官师志”云：“吐敦诸部落在平夏”，可见“平夏”为党项部落名。“平夏城”乃宋代所建新城，位于今宁夏同心县以南，北宋怀德军驻地，南距须弥山八十余里。宋绍圣四年（1097），“宋知渭州章粢筑城于好水河之阴，出兵争之，败绩。城成，名平夏。”“粢上言，城葫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宋帝许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凤、环庆四路之师，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粢怯，请曰：‘此夏人必争之地，夏方营石门峡，去我三十里能夺而有之乎？’粢又阳谢之。阴具版筑守战之备，率四路师出葫芦河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夏人闻之，率众来争。粢令姚雄部熙河兵策应，与夏人鏖斗，流失注肩，战益厉。夏师引却，追蹑大破之，斩首三千级，俘虏数万。先五日折可适败于没烟峡，士气方沮，雄贾勇得隽诸道，始得并力。二旬有二日，城成，赐名‘平夏’”[16]。须弥山第51窟南耳室右壁刻有“绍圣四年（1096）三月二十三年收复陇干 姚雄记”的墨书题记[17]。所以，当时虽然包括须弥山在内的固原一带属北宋统辖，但西夏人在此仍然活动频繁[18]。南宋金时，须弥山一带归金统辖。

 

 

番僧党征

题记中出现了大量的“党征”姓赐紫僧人，为我们了解北宋至金的僧官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赐紫、赐绯本是唐代官制中一种服饰制度，以职官的服色表示职位的高低，三品以上赐紫色袍，五品以上赐绯色袍，后来这样的制度也施于僧、道之职位较高者。如《旧唐书·卷八七》“舆服志”：“贞观四年又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赐诸卫将军紫袍。”《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朱书授臣制诰，延英召臣赐绯。”北宋时仍然沿袭这种制度，西夏辽金仍然如此[19]。从题记署名我们可以判定宋金时期的景云寺是一个非常大的寺院，除了两位山主和监寺外，赐紫僧人就有顺化大师、净严大师、密印大师、慈觉大师及讲经律论戒师等五人。

    大定题记中提及的番僧皆冠以“党征”，表明此为当时的番姓，因为西夏人曾在这里活动并与其他民族杂居，笔者最初怀疑党征可能是西夏的复姓，但目前没有找到作为西夏复姓的例证，只是在西夏汉文《杂字》的汉姓部分找到“党”之单姓[20]。况且题记所录史实发生在北宋崇宁年间，“番僧”并不能只理解为西夏僧[21]。考之汉文文献有“党征”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丁酉，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见于紫宸殿。”《西夏书事》云：“（大安八年十月1082）西蕃益麻党征来降。党征，董毡弟[22]。初，梁氏以官爵啖董毡父子，拒不受。党征心慕之，乘间走投夏国，梁氏使居于怀德军。”《宋史》云：“唃厮啰氏旧据青唐，置西宁州，董毡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观中，羌人假其名归附，童贯奏赐姓名赵怀恭，官团练使。至是党征自西宁求归，贯惧事露，议者希贯意欲绝之。骧谓贯欺君，请辨其伪。贯怒，将厚诬以罪，会败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举常平[23]。”《刘延庆传》又记“（宋政和七年1117年）益麻党征叛降于宋。唃厮啰氏旧据青唐，方董毡入朝于宋，益麻党征走西夏来降。大观间，羌人假其名以附宋，宋优待之，赐名赵怀恭。至是，宋刘延庆来攻成德军，夏酋赏屈被擒，益麻党征遂降于宋[24]。”“益麻党征”，又写作“尼玛丹津”或“尼玛丹怎”[25]。藏文作nyi-ma-bstan-vdzin。此人经历甚为奇特，建炎元年（1127）被南宋封为陇右郡王，赐姓名为赵怀恩。金人占据陇右河湟，益麻党征前往四川阆中投靠南宋[26]。可见，益麻党征活动的大观年间正是第72窟题记中景云寺番僧“党征”请求度牒的时间，此党征可以视作彼党征。

    《宋史·吐蕃传》（卷四百九十二）另有“苏南党征”者，为阿里骨弟，瞎征的叔父。《长编》则记“苏南党征”为“索诺木丹怎”，藏文当为bsod-nmas-bstan-vdzin[27]。可见“党征”一词当时是藏语bstan-vdzin的音译，而且文献中常简称“党征”。据此，我们可以判定，须弥山金大定题记出现的诸多“党征”应是藏族姓名，然而，这么多的“党征”同时出现在人名中，似乎很难理解，或许“党征”已经演变成一种姓氏。《宋会要·西凉府》提到居于渭州的吐蕃“党宗族”或许就是“党征”的异名。《宋史·吐蕃传》记有团练史“党令支”。另，《宋史·赵珣传》录渭州有“党留族”，《皇宋十朝纲要》卷六录秦州有“党令征”[28]，渭州在今天的平凉、泾原一带，紧靠固原；秦州于渭州西南。可见当时以“党……”作为吐蕃族名极为习见，我们在靠近固原的甘肃靖远、会宁、环县、泾川等地能够找到很多有“党”的地名，如党家水、党家川（靖远），党家岘（会宁），党家坬（环县），党原（泾川）等。另，笔者以为《明实录》中提到的西番寨“党者木”，恰好就是宋时的“党征”[29]。

宋时吐蕃人广泛居于固原一带，《宋史》“吐蕃传”云：“（吐蕃）自仪、渭、原、环、庆、镇戎暨于灵、夏皆有之。”金代居住的“番僧”很可能是吐蕃唃厮啰部后裔。《金史》卷九十一《移剌成传》附结什角云有金主诏令：“诏曰：‘远人慕义，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抚其众。厚其赏赐。’”这是指唃厮啰五世孙、木波部首领结什角投靠金事。木波部在唃厮啰政权解体后曾短暂归宋，1127年，金灭北宋，陈兵西向。1131年，金人抚定洮岷河湟一带后，木波族长降金。金大定二年（1162）一说四年（1164）结什角被木波族酋长和与洮州乔家族首领播逋等四族人立为四族长，号为王子，疆界八千里，统辖四万户。金临洮尹移剌成诏降之，乃率四部族归金，进马百匹。仍请每年供马[30]。《金史》卷一○七《张行信传》云：“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匹，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从以上益麻党征附宋，后人附金的史实分析，唃厮啰后裔承袭益麻党征的“党征”作为姓氏的可能性很大。

大定题记中的 “设令抹”、“撤底”及“仂支拔所”也都是番僧名字，但不知藏文如何还原。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法泉禅寺明代的番僧，这与须弥山圆光寺的情形完全相同。法泉禅寺明代成化年间碑文中记载，正统乙未年（1439），有“僧桑迦班丹，其性慈而纯，其质沈而静，为京师大慈法王徒，西游至法泉，观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诚修行之善地，证道之胜境也。乃为鸠材庇工，撤其卑陋廓其故址始创大佛殿，次葺天王殿、迦蓝殿、观音堂以至山门、僧舍、栋楹、櫰桷，一皆美材而有坚以砖石，涂以丹臒，可以耸人观瞻。”并夸赞“住持桑迦班丹，守大慈法王戒，恒以与人为善之心自许，是以举百余年之废而重新之，然后栖止有地，瞻拜有像，趋善之心油然而生矣。”这段记载说明大慈法王的弟子桑迦班丹重修了靖远法泉禅寺，在藏传佛教影响较弱的宁夏西部和甘肃东北部，建立如此规模的藏传寺院，本身就是一件非凡的事件，况且此桑迦班丹（藏文作sangs-rgyas-dpal-ldan）乃大慈法王之徒[31]！大慈法王是明代所封三大法王之一、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释迦也失（shvakya-ye-shes，1352—1435）。明朝曾于永乐六年（1408）、永乐十二年（1414）先后两次谴使召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进京，大师因为大法会和患病未能成行，但第二次派遣弟子释迦也失前往，永乐十三年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十四年辞归。宣德九年再入朝，明宣宗留之京师，封为大慈法王（byams-chen-chos-rgyal），宣德十年（1435）法王辞归，圆寂于归途[32]。作为大慈法王的弟子，在正统四年“西游至法泉”，是在法王圆寂之后的第五年，而且西游至此的原因可能是护送法王的回藏途中，在法王圆寂后滞留于此修建了法泉禅寺[33]，因为法王由藏返京时确实是走由西北一线[34]。

《明实录》正统十一年二月丙辰条有“……靖虏卫剌麻桑迦班丹……来朝”的记载，可见他已经驻锡于此并建寺、授徒、讲经。康熙《靖远志》卷二·寺观条记：“集庆寺，明成化十年番僧桑迦班丹以卫城新展隙地修建，（成化）二十一年，其徒端竹藏卜告请赐今名，礼部有札，金城前监察御使赵英撰记。”笔者于道光《靖远县志》卷六·艺文志检出赵英所撰《集庆寺碑记》其文记载该寺建于明成化年间，“城东一舍许有寺曰红山法泉，乃古刹也。历代以来岁久颓敝，适大慈法王弟子桑迦班丹者，戒行专确，时出游住锡此地，遂葺废为新，疏涸为通，而习仪拜贺始有在矣。越四十年，成化乙未增广城基，离寺遂远，桑迦乃率其徒发愿募材新城内择善地一区而修建焉。乃请额于上，上赐名‘集庆’且承礼部檄，授其徒端竹藏卜为寺住持。”康熙《靖远志》卷四·隐逸仙释条又云：“也实班丹为桑（迦）班丹法徒，居红山寺严修戒行，将入涅时前三日，具馔召旧游以别，且戒其徒从曰：‘吾于某日某时归涅矣。’至期沐浴，面西坐化，屹然如生[35]。”以上史料中出现的桑迦班丹弟子有藏卜札实（gtsang-po-bkra-shis礼部给札法泉禅寺住持）、释迦班丹（海音寺都纲）、端竹藏卜（don-grub-bzang-po集庆寺住持）、也实班丹（ye-shes-dpal-ldan）等四人。

桑迦班丹等在靖远建寺并传法的史实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史上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现今学术界认为，虽然大慈法王在永乐年间赴京，但大师在宣德十年圆寂后，此王传承遂绝。格鲁派明初在甘青地区的寺庙，见诸史籍的是今青海民和县南川口镇的灵藏寺和供奉释迦也失舍利的正统七年所建弘化寺[36]，但其师承不明。明正统四年和成化二十一年间建立的格鲁派寺院、靖远法泉禅寺和集庆寺及其明晰的上师传承见诸成化碑文，对研究早期格鲁派在甘青传教的历史至为重要！

 

二、圆光寺诸碑文及考释

 

    圆光寺已知的石碑共有四块，最早的是宋崇宁五年敕赐景云寺碑，但此碑现已不存，张维《陇右金石录》著录此碑，但无碑文，详见前述。宣统《固原州志》曾提及明圆光寺碑，但无完整录文[37]。现存三块石碑，碑阴碑阳都有文字，其中两块为成化四年立，分别为碑文一“敕命之宝”（碑阳），“敕赐禅林”（碑阴），碑首有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装饰；碑文二“敕赐圆光”，即“敕□圆光禅寺记”（碑阳），圆光碑记（碑阴）。碑文三为成化十二年立“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阴阳两面镌文），现立于大佛楼之前。碑文四为康熙三十七年立“重修须弥禅院碑记”，原碑已佚，仅存碑文。

 

碑文一：敕命之宝

（紫红砂岩，136 X 83 X 28厘米，立于圆光寺院）

碑阳

敕命之宝

 

    皇帝圣旨：朕体名山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安置陕西平凉府开城县圆光寺，永充供养，听所有□□、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延釐，下与生民祈福。务希□□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等，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遗失，敢有违者必究。

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

 

 

碑文一 碑阴

敕赐禅林

（成化四年）

 

    礼部为求请寺额事，于礼科抄出陕西平凉府开城县旧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奏照，得本寺原有石碑系崇宁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赐名为景云寺……。……倒塌，见存基址，石佛身长八丈有余，臣思系古刹，发心将自己……，盖佛殿、廊庑、方丈俱已完备，缘无寺额，如蒙伏望圣恩怜悯，乞赐寺额，俾臣住持朝暮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以图补报，实为便益。正统八年二月十四日。通政使司官于奉天门奏。奉圣旨与他做圆光寺礼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参照前事，拟合通行□□□行，劄付本僧前去。本寺住持恪守戒律，领众焚修施行。此系钦赐额名寺院，毋容僧俗军民人等搅扰亵慢，不便须至。劄付者

          礼字贰百叁拾肆号

    右劄付圆光寺住持僧绰吉汪速准此

    正统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对同都吏俞亨

    劄付     押  押

  肃府[38]承奉尚觉果  阮道和  黄斌  典官□源……

  黔宁王[39]孙□伦      善友杨……

    平凉府承事郎开城县知县太原吴祥  儒学……

    守御固原州右千户所千户保安  阿通  百户李……

    甘州群牧千户所[40]致仕千户孙士贤  千户孙铭  百户刘□□

    平凉卫[41]指挥佥事□□群牧所善士彭衍  陆通  李铭

  楚府海剌都[42]操守靖虏卫昭勇将军指挥使房鉴……

敕赐大能仁寺觉义端竹巴  都纲马剌麻  觉了  觉悟……消灾保□

    苑马寺黑水口[43]善友徐守真  金守正  唐守忠包□  □□□  徐永

  大明成化四年岁次戊子孟夏吉旦立  金陵朱显[44]  何□□  王伯刚

 

绰吉旺速与正统十年颁赐大藏经

成化四年由朱显所立石碑共二通，碑文一“敕命之宝”主要叙述寺院正统年间事。碑阳记述正统十年敕赐大藏经，碑阴主要记载寺院简史和番僧住持绰吉旺速祈请寺额事。关于绰吉旺速（藏文为chos-kyi-dbang-phyug或chos-rgyal/rje-dbang-phyug）的生平事迹不详，由于靖远法泉禅寺与景云寺关系密切，笔者推测他与法泉禅寺正统年间修复寺院的桑迦班丹一样，都是大慈法王的弟子[45]。《明实录》正统七年十二月癸巳条记：“……景云寺剌麻绰吉汪速等来朝……。”可见他是在正统七年十二月前往京师为寺院祈请寺额，历时三月，正统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礼部正式颁发寺额。至正统十年又敕赐大藏经一部，但圆光寺所赐大藏经今佚，具体情形不得而知。笔者在甘肃武威博物馆及张掖西夏时建立的大佛寺同样看到正统十年敕赐大藏经的圣旨及著名的“张掖金经”，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圆光寺佛经的详情。例如武威博物馆藏圣旨云：“皇帝圣旨：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殿，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永充供养，听所有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釐，下与生民祈福。务希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这与圆光寺敕赐碑文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换了其中的几个字，时间也完全符合。张掖大佛寺收藏的“金经”，恰好就是御赐《北藏》佛经[46]，此经又名《明北本大藏经》或《永乐北藏》，今名《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为明朝宫廷刻本大藏，开雕于明迁都北京后的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共收经1621部，636函，6361卷，折装成卷，以千字文编次，“天”至“石”，每版25行，折为5页半，每行17字，其经首版画以藏汉结合的风格刻成。可见当时圆光寺是非常著名的大寺，故获赐《北藏》一部。

 

圆光寺碑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北京大能仁寺的僧人：“敕赐大能仁寺觉义端竹巴（don-grub-pa）、都纲马剌麻、觉了、觉悟……消灾保□。”因为提及番僧，此“大能仁寺”为北京大能仁寺无疑。大能仁寺原为南京的寺院，称为“能仁寺”，是明初敕立的国家五大寺院之一，原在南京古城西门，建于刘宋元嘉中，洪武二十一年毁于火灾，明太祖下令将寺徙于城南聚宝门外二里之地，明迁都北京后，南京能仁寺仍存[47]。北京的大能仁寺正是承袭南京能仁寺而来，该寺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以北，其地因寺而名为能仁寺胡同，该寺现已不存。《日下旧闻考》卷五十记：“大能仁寺，洪熙元年因旧重修。”又引明礼部尚书胡濙《大能仁寺记略》碑文云：“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實元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寺之额，……正统九年甲子七月立[48]。”《明实录》多有大能仁寺的记载[49]，此寺为京师番僧居住的四大寺院之一，如《明实录》正统元年五月丁丑条：“番僧有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俱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廪饩。上即位初，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减去六百九十一人，正统元年五月，濙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又四百五十人。”景云寺在正统八年祈得寺额“圆光寺”志庆之时有京师番僧大寺觉义和都纲祝贺，可见此寺当时的地位。不过，大能仁寺僧人也经常前往陇右，下面的史料说明北京大能仁寺的僧人前往临洮的情形，《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条：“礼部奏：“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并静修弘善大国师镇（锁）南坚参（bsod-nams-rgyal-mtshan）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驼等物。”所以，北京大能仁寺的番僧来到须弥山景云寺似乎不难理解。

 

 

 

碑文二：敕赐圆光

（紫红砂岩，108 X 80 X 30，立于圆光寺院）

碑阳

（成化四年）

敕赐圆光

  敕□圆光禅寺记

 

钦差镇守靖虏等处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

守备固原州定远将军□挥同知……

苑马寺承事郎长乐监正建安……

乡贡进士平凉府斈训导三山林芝……

 

    □释氏之教，其来尚矣。迄古迨今，未尝不同圣……。□□皎如日星，可一览具见。降而考之宋崇宁……，太祖皇帝，龙飞淮甸，混一区夏，乾坤定位，日月天□。兹寺古常以为聚兵祈祷之地，名山胜境，喜……柏绕还寺有峰峦参揖，诚边秦古寺之杰出者也！……受番僧教因而据其地而开山创业焉。遂收古赐田地……十有余。今住持僧姓陈，讳觉进，号大方，孤峰高徒也。祖系……志，永乐元年发心出家，礼孤峰为师。是人[(恼-忄)/月]次湛……喜能继所志。正统五年，大方诣□请给度牒。住持谈禅问道，明心见性。上则……□靡忻羡。本寺经历风雨盖亦有年，不能无□。大……。吾众或捐金帛，或馈货贿，命工重建。前后二殿，东西……□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奚踰于是耶。兹非有为之士……十二年，大方复诣□□情，意其自古敕赐禅林，愿锡褒宠，伏蒙皇上圣渥之恩，輙赐玺书，易匾曰圆光，降经一藏。上则为国家祝厘，下则与生民祈福。兹寺僧众可谓荣欤。至成化四年时……，钦差镇守靖虏等处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乃秦地方西……轮奂新美，青红之错杂，丹垩之炫耀，可以动人视见，可以……，时大方年已七十有八矣！使不刻其名，则后人因何以见其善哉。……求言以彰之。予曰：“人生天地之间，当建善功扬美名也。”今大方……遗址。缘无良工美制，大方一旦奋然忞募良缘，俾斯寺几颓而复立哉。……视夫纷纷仗佛务私者，犹□□之重轻，鹏鹄之巨细，砥玉诚伪之殊……廷矣，则后人之覆斯地也，登斯堂也，莫不指曰大方建前殿，亦莫不曰大方……□修者亦从大方可肇矣。是功也，不惟扬名于一时而又激劝于后日，不……□休于千百世也。将与佛寺相为兴废；将与石碑同为悠久，后之思睹大方。今书□□碑以纪其不朽。云峕

大明成化四年岁次戊子孟夏吉旦立  金陵朱显  何□□  □□□

 

 

 

碑文二 碑阴

圆光碑记

（成化四年）

 

本寺住持长老喃噶坚参□□□

    僧人坚敦监参  领占班丹  喃噶锁南  □□荅……

    绰志剌竹  戒月  □□□□  普惠  忍巴坚参……

    忍巴扎  忍巴亦参  忍巴□[50]  定聡  定忠  普□……

        普满  定海

    沙密普成  普澄

    居士普果  普信  普□  普……

宝塔寺僧人端岳领占  洪□  ……

  甘州群牧千户所……□

        彭衎  薛普惠  林□  □□  □□  林……

        饶山  何全  饶□  □□  高□  丘彦齐（？）……

        黄坚（？）  觉通  袁□  通……

  陕西苑马寺带管黑水口……连文  金守□……

        严守祥  刘通……徐文华  计□……

        刘腾霄  □通玄  □□  孙敡(敭?)  陈守明  □……

        周祯  袁得  徐璟  栾清  郭宣  栾庆  祁荣[51]……

平凉卫右千户所善士孙义……

……

……

……

……

……

 

    圆光寺成化四年的两块碑颇觉蹊跷，初看两碑的住持番僧皆不同，实际上两碑记述的时间不同，笔者以为正统十年的敕赐颁藏碑及碑文是当时的旧碑及碑文，成化四年又在碑阴补镌正统八年敕赐寺额及住持绰吉旺速事迹，他是在倒塌的景云寺旧址上修复殿堂召聚僧人，祈赐寺额。金陵朱显所立的碑文二“敕赐圆光寺碑记”碑阳，首先介绍此寺“诚边秦古寺之杰出者也！”并承认“受番僧教因而据其地而开山创业焉。”然而，碑文又记“今住持僧姓陈，讳觉进，号大方，孤峰高徒也。祖系……志，永乐元年发心出家，礼孤峰为师。是人[(恼-忄)/月]次湛……喜能继所志。正统五年，大方诣请给度牒。住持谈禅问道，明心见性。至成化四年时，……时大方年已七十有八矣！”由此可见，大方在绰吉旺速正统七年出现在景云寺时早已在此寺，故有大方正统五年请求度牒事。其师为“孤峰”[52]。正统七年赴京乞额是蕃僧前往，可以考虑蕃僧进入景云寺大概是在正统初年。另外，成化四年，大方已经78岁，此碑碑阴的“喃噶监藏□□□”等当为成化四年时圆光寺的住持，而不是大方。而正统年间的绰吉旺速已不在此寺了。

    此外，碑文二碑阴“圆光碑记”很多在番僧名字，其中“本寺住持长老喃噶坚参□□□”，藏文当为nam-mkhav-rgyal-mtshan-dpal-bzang-po。这位“喃噶坚参□□□”会不会是“西番赞善王”？

明代在藏区共封五王，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chos-dpal-rgyal-mtshan）管辖甘青藏区，《明史》称其为灵藏僧，有说“灵藏”即今谓之林仓（gling-tshang）者，其地在康区[53]，但与赞善王活动的事迹并不相符，其职是管理甘青，为何居地在四川？有学者认为“灵藏”本部族名，其地在西宁、河州一带[54]，此说为是。今青海民和县川口镇南尚有明永乐年间所建灵藏寺[55]。

著思巴儿监藏于永乐四年遣使入贡，受封灌顶国师，永乐五年（1407年），加封赞善王。洪熙元年（1425年）卒。其从子喃噶监藏袭赞善王位。正统六年（1441年）喃噶监藏因年老奏请令长子班丹监（坐加立刀）为赞善王，不许。成化十八年，“遂封赐喃噶坚粲巴藏卜为赞善王。弘治十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坚咎嗣。”应该加以区别的是，“喃噶坚粲巴藏卜” [56]与洪熙元年所封“喃噶监藏”为不同的两位赞善王。“喃噶监藏”，藏文作nam-mkhav-rgyal-mtshan，“喃噶坚粲巴藏卜”，藏文作nam-mkhav-rgyal-mtshan-dpal-bzang-po。圆光寺碑文中的“喃噶坚参□□□”应是“喃噶坚参巴藏卜”，《明实录》确实将此王也写作“喃噶坚参巴藏卜”。因为此僧住持圆光寺是在成化四年，至成化十八年被封为赞善王，《明宪宗史录》成化二十一年三月甲午条尚有“陕西洮州灵藏赞善王谴僧洋札巴等……来朝”的记载，确凿表明赞善王居地就在陇右。圆光寺是敕赐寺院，赞善王又管理并活动在这一地区，况且碑文所录皆当时的政教名人，如立碑的皇族“朱显”，“钦差镇守靖虏等处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临洮府都纲宝塔寺僧等，所以，碑文置于至尊首位、名为“喃噶坚参□□□”的“本寺住持长老”，当为成化十八年的赞善王。此王二十二年后卒（弘治十六年），当时（成化四年）应是盛年，并未袭赞善王位，故称“长老”而没有称其封号[57]。

必须注意的是，《明实录》另录有“喃噶坚粲巴藏卜”，为辅教王，但其活动事迹年代与圆光寺碑文所载不符[58]。

    碑文中出现的番僧名“坚敦坚参”和“绰志剌竹”，藏文分别为dge-vdun-rgyal-mtshan (?)和chos-kyi-blo-gros。《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条记载圆光寺，景云寺番僧朝京，云：“……平凉府开城县圆光寺番僧谨敦藏卜、岷州等府卫大崇教等寺番僧公噶坚参、剌麻速南藏卜、忍巴星吉等、平凉府景云寺番僧绰吉罗竹等……来朝，贡马及降香、佛像、舍利等物。”这位圆光寺的番僧谨敦藏卜，藏文作dge-vdun-bzang-po，与碑文中的坚敦坚参名字不同，应是圆光寺碑文没有提到的另一位番僧。但景泰七年十一月戊辰条提到的都纲“锦敦坚参”当为“坚敦坚参”的另一种写法，藏文完全相同。而碑文中的“绰志剌竹”，正是《明实录》中被称为“景云寺番僧”的绰吉罗竹！可见，在正统七年，番僧绰吉旺速朝京，得赐景云寺住持僧，正统八年赐寺额“圆光寺”后，过了五年，正统十三年又派番僧入京朝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仍然使用“景云”和“圆光”两个寺名。似乎，英宗赐额之后，景云寺之名并未立即废除，或许大佛楼沿袭景云寺旧名，番僧另在今圆光寺区处扩建了圆光寺。

    碑文中的领占班丹在《明实录》中同名者，是岷州大崇教寺的僧人，如“陕西岷州大崇教寺国师锁南藏卜（bsod-nams-gtsang-po）遣番僧领占班丹（rin-chen-dpal-ldan）……等来朝”（景泰五年四月甲辰条）。另，《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大慈法王传亦有领占班丹：“封领占班丹为大庆法王，给番僧度牒三千，听其自度。或言，大庆法王，即帝（武宗）自号也[59]。”但还没有找到与碑文时间吻合的领占班丹。

 

碑记中“宝塔寺僧人端岳领占、洪□、……”提及的宝塔寺，经笔者调查，该寺位于今甘肃省临洮县城东广福巷，是明时在元临洮大寺的基础上建立的五小寺之一，现存的小寺是在原址的基础上建成的。临洮大寺据说是八思巴建于1271年至1274年，此间八思巴居住在临洮。关于八思巴建临洮大寺，除了方志（宣统《狄道州续志》卷一）的简略记载，笔者目前没有看到确凿的史料，但此寺与八思巴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安多政教史》记载：

 

临洮城也叫香根寺。《达温传》中说：“在这座城市里，有达温巴奉众生怙主八思巴供施双方的命令修建的寺院，当年聚集着数千名僧伽。”“贡玛供施双方前来视察时，由于皇上对上师极为崇信，要求要经常看得见上师的身相，听到上师的讲说，不能有所分离。上师指示说：‘造一个和我相似的像！’乃以最佳妙的香木雕造了一尊上师的像，它在一个时期内，化为真实的上师，讲经说法。”

这尊称为八思巴大师的木像，作为宝积寺的主要依止圣物。后来有一位叫做西华康的喇嘛，自卫地来到这里，由他把寺院改为格鲁派，把内修法王供奉作护法。因兴修了三座大塔，又称为宝塔寺。《第二世一切知嘉木样全集》有嘉仁巴·楚丞丹巴请求为临洮噶丹却丕林寺撰写寺规，可能就是给这座寺写的[60]。

 

据笔者访问宝塔寺的主持，84高龄的本静法师，他说萨班赴凉州时将两个侄子留在临洮，寺中原有八思巴的铜（木？）像，每年四月十二日临洮有供奉八思巴像在城内巡游的习俗，可见八思巴与临洮大寺的建造确实有关。

甘肃省图书馆藏《兰州府志》卷四云：“狄道州之旧土城俗名番城”。《临洮府治》卷六：“僧纲司府在府治东北宝塔寺内”，并记载临洮当时有众多寺院：“狄东严寺在城东一里，西严寺在山麓，圆通寺、宝塔寺（司仪于此）、普觉寺、广通寺、正觉寺、安积寺、报恩寺、法轮寺、永宁寺、卧龙寺、乾清寺”。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六云：“临洮为陕西最西，府治密迩，西番时有高僧卓锡诸寺而城东北隅圆通[61]、广福、宝塔、圆觉、隆禧五寺最称弘盛。”据乾隆元年刻印《甘肃通志》记：“宝塔寺，在州治东，明永乐年建；圆通寺，在州治西北，明永乐年元法王寺旧址建；圆觉寺，在州治东北，明宣德年建；隆禧寺，在州治东北，明宣德年建。”

以上史料表明宝塔寺在明代为临洮府都纲司所在地，当时以宝塔寺为首建有五座藏传佛教寺院，其中圆通寺是在元代建法王寺的旧址上建成，可见八思巴所建大寺在明初已毁。

有名寺必有名僧，成化四年的圆光寺碑记中提到的是“宝塔寺僧人端岳领占”， 关于端岳领占，景泰七年十一月戊辰条提到一位端岳领占：“命……端岳领占（藏文作don-yod rin-chen）等五十二人俱为剌麻。”景泰七年（1456）至成化四年（1468）相差12年，他极可能就是宝塔寺的端岳领占，当时仅为剌麻。那么此寺的住持又是何人？笔者近日赴陇南考察，参观宝塔寺，承蒙本静长老[62]告知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明万历《临洮府志》有宝塔寺僧人史料，笔者在甘肃省图书馆查得此志，卷二十一·杂志有一段极为珍贵的记载：

 

喘竹领占，狄道人，俗姓石氏，自幼批剃为本郡宝塔寺番僧。永乐四年，以屡使绝域宣布王化，功陛苏州府僧纲司都纲，二十一年，奉命招降迤北鞑靼王子也光土木率部属两千余人归欤。是年，陛僧录寺右阐教。二十二年，陛左善世，赐诰命金图书服器。宣德元年，陛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二年，奉使乌斯藏公干，陛号清修静觉崇善慈应辅教阐范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八年正月内圆寂。天顺七年追封西天佛子。成化二十二年，上谴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周洪谟谕祭追封大敏法王。

 

这位宝塔寺的大敏法王，是新近发现的法王之一！那么，方志记载是否确实？《陇右金石录》又录“清修国师塔碑”，张维记曰：“此碑书撰人名俱泐，前题‘清修静觉崇善慈应辅教阐范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塔’，后书景泰二年秋七月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巴坚参立石，清修国师即端竹领占，俗姓石氏，永乐中以宝塔寺僧屡使绝域累封至大国师。成化二十二年追封大敏法王。寺有永乐敕谕，临洮地面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文，石刻今亦无存。”

再看《明实录》有关端（喘）竹领占的记载。

洪熙元年六月辛酉条：“命右善世端竹领占为圆妙广智大国师，给与金印、玉轴诰命。”这里记载的时间与方志略有不同，洪熙元年与宣德元年相差一年。然而，宣德元年四月，端竹领占确实前往京师朝贡并得到赏赐。如《明实录》宣德元年已卯条，“陕西临洮卫国师端竹领占等来朝，贡马。”辛卯条又记：“赐陕西临洮等卫国师端竹领占等一百七人钞、采巾表里、苎丝袭衣有差。”此处的临洮“国师”正是洪熙元年六月所封“圆妙广智大国师”。正统二年八月壬戌条：“命大国师端竹领占（属下）完卜扎巴坚参袭为禅师，赐敕命、封号、银印、袈裟。”这位禅师即为端竹领占的继任、“清修国师塔碑”立碑者□巴坚参，从此可知其全名为“完卜扎巴坚参”。天顺六年六月戊寅条：“追封已故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从其徒大国师扎巴坚参请也。”由此可知方志记载的时间晚实录一年，盖其路途遥远也。端竹领占被封为西天佛子是徒弟扎巴坚参（grags-pa-rgyal-mtshan）祈请的结果。又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条：“太监韦泰传奉圣旨：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领占为法王，赐祭一坛。”由此可见方志记载大致无误，但《明实录》没有提到“上谴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周洪谟谕祭追封大敏法王”以及“永乐四年，以屡使绝域宣布王化，功陛苏州府僧纲司都纲”事。

《明实录》中有关宝塔寺的史料尚有正统五年三月癸丑条：“陕西临洮府宝塔寺剌麻绰吉朵儿只（chos-kyi-rdo-rje）……等俱来朝，贡马、驼、青鼠皮等物。赐彩币等物有差。”正统六年闰十一月乙丑条：“陕西临洮府僧纲司宝塔等寺都纲剌麻已什三丹（ye-shes-bsam-rten）等贡马及佛像、铜塔、舍利。赐钞币等物。”正统八年十二月辛卯条：“陕西临洮府宝塔、正觉寺剌麻三竹藏卜（bsam-grub-bzang-po）、圆觉寺剌麻札巴舍剌等贡马及貂鼠皮、佛像、舍利子[63]。”正统十三年十二月甲寅条：“临洮府宝塔寺番僧坚藏领占（rgyal-mtshan-rin-chen）等来朝。”以及正统十四年三月丙戌条：“陕西临洮府宝塔寺番僧锁南亦失（bsod-nams-ye-shes）……来朝。”可见临洮宝塔寺在明初非常活跃。国图藏宣统《狄道州续志》收录太学士姚清撰《重建宝塔寺碑记》记述了当时寺院的辉煌并记载清康熙年间牛扎巴藏卜、陈那卜坚错等修复宝塔寺的事迹。

当时临洮府的其他寺院还有很多前往京城朝奉、甚至供职的番僧。如《明实录》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条：“陕西临洮府普觉妙济国师领占藏卜（rin-chen-bzang-po）谴僧札石监藏（bras-shis-rgyal-mtshan）……等贡马。”宣德二年十二月癸酉条：“赐……临洮府僧札石监藏等……钞……。”乾隆《狄道州志》卷十记：“亢观着藏卜，髫年披剃，长通经文。宣德年间东海暴涨，上召藏卜以法力平水势。赐银印、敕诰六通并赐象图玉环。宣德二年得奉诏赐禅静国师之号。”《明实录》正统六年四月癸酉条：“陕西临洮府正觉寺番僧完卜剌麻三丹领占……来朝。”正统七年十二月癸巳条：“临洮府安积寺剌麻领占巴……来朝。”天顺六年十月壬午条：“临洮府番僧朵尔只领占等贡马”。《狄道州志》卷十又记：“那卜领占（nor-bu-rin-chen）俗姓梁，髫年披剃，长修禅业。正德改元加号大能仁寺清修悟法普慈广慧翎国崇教灌顶隆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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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的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