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雕梵箧装藏文经书封盖是藏传佛教艺术中一个独特的门类，以往西藏艺术史家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起源及其风格都关注较少，除了个别的短论外，至今没有人对这种艺术样式进行系统的研究[1]。然而，木雕封盖在藏传佛教艺术，特别是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卫藏和藏区西部具有早期东印度波罗风格的艺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其相对稳定的艺术风格一直延续到近代，是可以说是藏传木雕艺术中最杰出的作品。

从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写卷来看，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或发明之初的写经时代，汉藏文佛经的装裱样式大体相同，几乎都是手写的横幅长卷，直接卷起或卷中施以木轴使之卷起。随着印度佛教经典的传入，尤其是贝叶经的传入，印度贝叶经的装潢样式梵箧装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写经卷轴，成了藏文佛教书籍的主要装潢样式，乃至于由内地传入的雕版印刷术在藏区普及之后，藏文佛经或其他书籍仍然保留了这种梵箧装样式，并因此对汉地雕版印刷方式作了相应的改动，其装订格式与汉地佛经的格式大不相同，汉地佛经的装订样式与普通汉文书籍的装潢样式相同，多为蝴蝶装。值得注意的是，元明之际藏人创造的这种雕版样式逆向影响了汉地雕版印刷术，即使在内地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仍然采用了梵箧装样式。

所谓“梵箧”，“梵”指佛教经书，即多罗叶、或称贝叶，印度人书写梵文佛教经文于其上，称为贝叶经，由于干透的树叶质地较脆，不能象纸张一样折叠或卷起，所以将叠在一起的贝叶经两边用木版夹紧并以绳捆扎，其状恰如入于箱中，故云“梵箧”。“梵箧”也作“梵夹”，或作“经夹”，有时直指佛经本身，如《资治通鉴》：“唐懿宗于禁中自唱经，手录梵夹。”

早期中亚佛经写卷封盖上下打有孔洞，用来穿过绳索，贝叶经经面中央两侧分割画面的竖框部位也有钻成的穿绳的洞孔，装潢考究的贝叶经封盖穿绳的部位再用活动的莲花木塞将绳孔遮住[2]。以往研究者对藏文经典（主要是宁玛派经文）叶面两边各有两个并排的红色圆圈图案和横线表示不解，认为这是藏传佛教仪轨的要求，实际上它是早期贝叶经曾经穿孔的证据。

封盖由上下两块木板组成，十三世纪以前的封盖尺寸略小，此后的封盖尺寸较大。上下封盖的内面平滑光洁，通常施以彩绘，外面边缘逐渐收分，一般在封盖上板有浮雕装饰，其图案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中央为封盖木雕的中心画面，多为深度镂空的浮雕佛或菩萨像，常见的是五方佛、十一至十二世纪前后的作品更多的是以般若佛母为主尊的三菩萨像，根据表现主尊的数量，中心部分相应的划分为五等份或三等份，每个部分之间用宽叶卷草纹或云纹连接；环绕中心画面无一例外的是连珠纹边框，这是封盖装饰受到中亚影响的证据之一。连珠纹边框外是一道或双道较宽的莲瓣纹或火焰纹装饰，封盖外边缘有框。

    由于般若类佛经的流行，以及十一世纪前后的贝叶经大都是般若经的缘故，早期封盖木雕中最为多见的菩萨造像是般若佛母，这些十一至十三世纪前后的般若佛母造像为我们了解这一图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图像依据。最为多见的般若佛母造像中佛母呈跏趺坐相，一面四臂，上侧右手持金刚杵，臂上举与肩平，主臂当胸，作说法手印；上侧左手执梵箧经书，臂上举与肩平，左主臂右手做禅定印。封盖中的般若佛母大部分是如此造像样式，这些图像因与同期或后期的般若佛母图像不同，以至于被人们误认为是四臂观音。观察西夏时期的藏传般若佛母像，如刻于一一六七年（天盛十九年）的般若佛母（插图一），皆一面二臂而非四臂，佛母双手作说法印，以两支长茎莲花托起梵箧经书于双肩侧，这一造像样式同样见于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插图二），其中的般若佛母同样是一面二臂，经书以莲花托举。与藏传佛教后期般若佛母造像相比，后期佛母虽为一面四臂，但上方右手持金刚杵，主臂右手当胸托举梵箧经书，主臂左手与右手呼应作说法印并护持经书，上方左臂由上往下扶于左胯之处（插图三）。值得注意的是，般若佛母像经常作为与度母、静相金刚手合为三尊，或与四臂观音、不动佛（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合为三尊的组像中的主尊出现。此种构图时，般若佛母的背龛与其他二龛的大小相同，并无主次之分，两侧的佛菩萨象征对般若智慧的护持（图版三一、图版三九），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将释迦牟尼佛置于从属位置。但早期封盖有时仍将释迦牟尼置于主尊地位（图版二四）。图版二九是般若佛母造像的早期形式，奇妙的是艺术家在佛龛周围饰以连珠纹，与封盖作为边框的连珠纹呼应，其余佛像以卷草纹相隔，使整个封盖雕刻具有明显的早期中亚特征。图版二六是典型的般若佛母，一面四臂，波罗风格三叶头冠，双耳大铛，主臂右手作说法印，左手作禅定印；次两手右手执金刚，左手托举梵箧经书，迦楼罗大背龛，主尊右侧为四臂观音，左侧为度母。图版三九是另一件般若佛母与释迦牟尼佛和四面观音的核桃木封盖，三尊置于满是卷草纹的背景之中，为早期样式。

    菩萨装金刚持佛也是梵箧经书封盖经常表现的题材。例如一件创作于十三世纪前后的封盖（插图四），画面中央是交叉双臂持金刚杵的跏趺座金刚持，头顶为迦楼罗，整个封盖为深浮雕的岩龛，龛内人物为八十四大成就者，这些图像为我们考察大成就者图像风格的演变有重要作用。

    金刚座降魔印释迦牟尼佛也是早期梵箧装封盖着意表现的题材。封盖将作此手印的释迦牟尼佛与释迦牟尼本生故事结合在一起，（图版四五、四六、四七）刻画了自树下诞生、九龙灌浴至双林入灭的几个典型场景，雕刻技艺娴熟圆润，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经书封盖雕刻的题材其他尚有三世佛像（图版三三、四八、五Ｏ）、无量寿佛（图版四一）、胜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双身像（图版三八）等等。

    藏文梵箧经书封盖中有一种最为常见的装饰图样就是葡萄藤状的卷草纹或涡轮状卷云纹，这种纹饰一直贯穿了整个梵箧经书封盖装饰的历史，纹饰从画面中心位置的主题逐渐演变为边缘装饰，或画面人物之间的分割线。藤蔓以封盖中央为起点向两边对称扩展，藤蔓叶片和卷须仍然保留了浓郁的植物特性。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教授金伯格认为，这种旋涡藤蔓具有犍陀罗艺术中的植物图案风格，现在见到的最早例证是公元七世纪前后中亚吉尔吉特的梵箧贝叶经书木制封盖，其风格已经具有了中亚的地域特征[3]。西藏地区所见一封盖，其上所雕为三佛，佛像之间的分割框为典型的具有中亚风格的云状涡轮藤蔓，与之呼应的是画面三佛皆著褒衣博带袈裟，其样式与十一世纪前后卫藏艾旺寺、聂萨寺雕塑的袈裟样式完全相同，整个封盖风格简朴（插图五）[4]。有些早期封盖画面只有由中心向两边对称展开的涡轮状藤蔓，以连珠纹边框约束，边缘有火焰卷边。或者将佛像置于云纹或卷草纹的背景之中，为了避免画面的单调，艺术家将须弥座下由座柱卷曲的狮子刻画成即将腾空而起的幼狮，使刻板的画面充满生机，雕刻手法极为高超（插图六）[5]。图版二八也是如此构图，将四面观音置于变形卷草纹之内。即使在十三世纪初叶，也能看到这种构图样式，例如此期一件木雕封盖，虽然降魔印释迦牟尼佛及其迦楼罗狮羊大背龛占据了封盖的中心位置，但由佛龛两侧逸出的硕大卷草纹将主尊人物掩隐其中（图版三五）。

封盖植物藤蔓逐渐完全演化为藏传佛教艺术中极为常见的卷草纹装饰图案。我们在藏传绘画主尊背龛后方几乎都能看到墨绿色或釉蓝色的卷草纹图案，河西走廊马蹄寺石窟，北京居庸关过街塔石雕都有卷草纹图案，经书封盖广泛出现的植物藤蔓样式为考查藏传艺术中卷草纹的渊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藏文梵箧装封盖完全形成于十二世纪，而且这种书籍封装样式显然是一种外来样式，由于封盖体积较小，便于携带，并且能够随着佛经的流传而传播，信众将封盖表现的内容作为佛经内容的组成部分而加以尊崇，所以封盖的佛教图像更加保留了其最初的形态。现存十一至十二世纪的藏文经书封盖，其艺术风格基本上都是源自东印度波罗风格，特别是印度比哈尔的风格。与同时期的西藏绘画、雕塑作品相比，这些封盖图像似乎很少受到西藏本地风格和当时藏传作品中包括汉地在内的域外风格的影响。所以，藏文梵箧装封盖图像作为东印度波罗艺术的原型来看待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在早期作品中看到十一世纪具有糅合中亚风格的迦楼罗大背龛、背龛立柱两侧的狮羊灵兽，典型的东印度风格的菩萨造型和头冠样式，植物藤蔓构成的画面分割框，其中一些内容我们在大昭寺和古格寺院遗存的早期木雕作品中可以找到相似的例证。

 笔者以为藏文书籍封盖中真正个性风格的出现，汉藏艺术风格的融和是在藏文大藏经编集传抄流布，汉地雕版印刷术传入西藏以后，即在元明之际那塘版《甘珠尔》和《丹珠尔》编定以后。此后，蔡巴贡噶多吉延请布顿大师编定《蔡巴甘珠尔》在十四世纪中叶，一四一○年刊定永乐版大藏经，这些刻经活动直接促进了经版封盖装饰艺术的兴盛。此时的经书封盖为适应大规模的刻经活动，其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早期封盖相比规格更为扩大，雕饰更趋于繁杂，在艺术风格上已经具有了尼泊尔纽瓦尔艺术和汉地艺术的影响，甚至构图也发生了变化。十三世纪以前的五方佛、三世佛或三佛菩萨多是均匀分割画面，每个神灵所占的空间均等，但在十三世纪以后，中央佛像及其佛龛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位置，其余的佛像则相对较小。如萨迦寺所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封盖“五方佛”（图版三二）为十三世纪后半叶的作品，中央佛龛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位置[6]。十三世纪以后的封盖佛菩萨雕塑，人物造型中同样出现了与此期绘画风格相同的特征：脖颈稍短，胸臂健硕，体量加大而略显臃肿的特征。

元明之际的汉地艺术对藏传佛教的雕塑、绘画等艺术样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对于封盖表面的浮雕艺术图像来说，作为经书的封盖或许其神圣性保持了这些造像的相对稳定，所以，即使是后期作品，就是在内地雕刻的大藏经封盖，汉地风格对木雕部分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封盖背面的彩绘图像和装潢样式。例如，后期封盖的长宽之比与早期作品相比，宽度显著加大。

    梵箧装藏文书籍封盖雕刻补充了藏传佛教艺术早期作品实例缺乏的不足，代表了藏传木雕艺术的非凡成就；与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不同，它集中的、完整的反映了早期糅合了中亚母题的波罗艺术，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本文原刊于《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第六卷木雕卷首论文， 北京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