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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计“六君子”群像

                     特约撰稿  张连起/文

    对于那些遥远的背影，我总是力图将之从文献中发掘出来，然后勾勒一番他们与会计审计的关系。我暗自思忖，倘若中国会计审计史没有他们，将是何等的落寞与贫瘠！

     我不知道今天的会计人还有谁能时时记起他们，也不知道有谁还能时时感知他们与会计审计的联系，但我知道，我的记忆中离不开“六君子”的身影。有这些身影在，中国会计才不至于失去传承的根基，不至于失去前行的底气。

我愿在这个精神逃跑的时代，以后学的名义，捧出一瓣心香，遥寄虔敬之情，在宁静的心底镌刻下“六君子”的名字——

会计始祖大禹

 会计审计比其他行业古老得多，人类的秩序，说到底还是与钱有关，终究是个会计问题。我们这些做了或准备做会计审计的人，须随时追踪中华文化和会计文明的根。早在公元前2198年，即距今4206年的时候，大禹做了皇帝。大禹王为公益事业最早构建了国家税赋制度，有了税赋制度自然就有了会计审计工作。在绍兴的会稽山（原来称茅山），大禹集合全国的诸侯, 召开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会计审计工作大会。考评九州诸侯的业绩，加爵计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绩效考核，提拔干部。“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纲鉴易知录》）这是关于中国会计的最早史实，也是世界会计文明的源头。会稽的“会”，指综合算之；稽，指审计监督。大禹先生治理水利的同时，创立了会计审计制度。

    大禹先生在这次“庆功会”后，功成身死。于是，就地埋葬在茅山脚下。诸侯们集体研究，为纪念大禹先生以及他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将茅山更名为会稽山，以彰显会计审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命名，使中国会计审计有了4206年的文明史。

    还有什么行业比会计审计更悠久吗？从中华英雄大禹先生这个坐标点出发，我们后世从业者可以平添一分职业自尊感与自豪感。

     先生开山，气象万千！

伟大的仓库保管会计孔夫子

青年孔子，长得高大而透出少有的文气。曾亲赴曲阜寻访过孔子事迹的司马迁，如此描绘先生：“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周尺小于现在的市尺，按周尺一尺折合现代公制 十九点九厘米计算，则孔子身高为一米九一。放在今天，孔夫子说不定会成为运动健将。然而，让我们欣喜的是，孔子成了会计的另一个祖师爷。

还在母亲健在的时候，少年孔子就干过很多贵族子弟不屑干的杂活，比如扫地、打柴、推车、洗衣、挑担等。但是他真正走上社会，却要在母亲去世之后了。家道中落，又没有资格承袭官爵，却从另一方面帮助了他，让他在艰困之中学会了生活与做事的本领，锤炼了他应对困境的意志。同时，也让他有机会看到贵族与平民阶层的真实状况，为他日后思考人生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我小时候贫穷没有地位，所以能够干许多被人认为鄙贱的事，我不能出仕，所以才学到了许多技艺——（《论语·子罕》）。
   这样一个博学而挺拔的青年，十九岁时娶了妻子宋人亓官氏。一年之后，孔子有了自己的儿子“孔鲤”。结婚生子后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担任委吏。委吏，即管理仓库的会计。看似容易，做好却难。他的前任即因贪污嫌疑而遭季孙氏不满。孔子并不嫌这个职位低下，勤勉尽责，使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料量升斗，会计出纳，全部做得井然有序、真实有效。

　我曾经在《孔会计理论》一文中写道：那时候的会计虽然简单，但孔子却很投入。他终日守候在库房里，数着数码，划着记号，监督着仓库的财物出入。他谨慎地（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就是从那时开始孕育的）辨别着出入事项，一一在竹简上刻画、登记，力求使每一笔“账目”都正确无误。

刀子刻在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故名“汗青”。汗青，实际就是账本，象征着书籍、历史，诗云：“留取丹心照汗青”，盖源于此。

孔夫子带着自豪的口吻谈起自己这一段经历。他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孟子·万章下》对此作了如下记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 一个“当”字，将应当、适当、正当、得当等会计本质属性，一网打尽。孔夫子的会计定义，远胜当今所谓权威专家的千万言！我一直怀念这位“言而世为天下则，行而世而天下法”的“仓库保管会计”，怀念这位伟大的会计实务工作者、伟大的会计理论研究者、伟大的会计思想家！我想，今天的会计审计人或者有知识没文化，或者有理论无实务，或者有技能无思想，是否应该从孔会计那里传承一些人文香火呢？

先生启智，万世师表！

    中国注册会计师第一人谢霖

晚清时期（1843～1910年），英美人士薛迈罗克、克佐时、达利、汤笙等，在上海设立西方会计师事务所，其服务对象包括洋行、江海关、盐务、铁路和邮政以及私营工商企业。民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涉及会计事务纠纷受制于外国列强的不公正现象增多，“国人之含冤不白者，实不可胜计”（谢霖语），迫切需要中国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浮出历史地表。

先生年少时东渡日本，攻读明治大学商科，1909年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后，先生有感于日本在1914年前后纷纷创立“会计事务所”，出于维护我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考虑，遂于1918年6月上书农商、财政两部，建议设立“中国会计师制度”。农商部是当时北洋政府主管全国工、农商业经济的部门，认为谢的申请“有利商民”，应予照准，并委托谢霖起草了《会计师暂行章程》10条。

先生在银行周报上刊出广告，与秦开等人在北京、天津分别设立正则会计师事务所，面向社会公众，执行公共会计师业务。于是，先生便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注册会计师，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就成为我国执行公共会计师业务的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饶有兴味的是，先生在北京设正则会计事务所后，某律师认为抢了他的生意，对先生恶语相伤，进行人身攻击。先生认为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会有人不能理解，一笑置之，未与争辩。

   然而，先生在交通银行任职，事务繁忙，无暇顾及事务所之事，因而业务甚少。上世纪30年代以后，先生鉴于上海工商业发展快速的势头，转在上海设立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开业后很快赢得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信任，业务迅速扩展。事务所先后在南京、济南、长沙、重庆、成都、广州等城市设立分所30余处。凡设有事务所的地方，都办有正则会计补习学校，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培养了大批初、中级会计人才。

先生审慎开展调查研究，精心设计会计制度。1934年山西省政府修建同蒲铁路，邀请上海几家会计师事务所代拟会计制度，惟有正则事务所应邀前往。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先生将会计科目、凭证、账册、报表系统化、规范化，实施效果显著，得到国内铁路界会计专家的高度赞赏。先生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不倦教诲：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即或当时法律不够完善，只能遵从，但可反映意见。要学法懂法，要学习民法及刑法有关部分，要学习有关商事法规，办事要持公正态度。要以单据、账册为依据，不应虚伪呈述，不能稍涉偏私，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先生承办管理咨询业务、履行会计顾问职责亦很出色，1944年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作为中国实业界代表，出席美国国际通商会议，特邀先生同去。会上卢作孚与加拿大代表谈妥以1275万加元购买九艘轮船。先生向加方索要造价单及预算方案，经审核发现，按照美国国际造船价格标准，加方定价偏高。双方再次研讨，加方同意减收150万加元。此事使外国代表非常佩服。不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即授予先生为名誉博士。

先生以钱庄、票号的中式账为对象，开展理论研究，同时开设讲习所，分批调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的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将收支单式记账改为借贷复式记账。先生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会计一举成功，震动了经济界，全国工商企业争相效法，使我国由传统的单式记账向科学的复式记账迈出了关键一步，并为借贷复式记账法在我国的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先生治学严谨，著述等身，其中有《银行簿记学》、《簿记学》、《改良中式会计》、《中国之会计师制度》、《实用银行会计》、《会计学》、审计学要义》、《现行公司法要义》等。与孟森合著的《银行簿记学》在日本东京出版，同时在中、日两国发行，成为中国学者系统介绍西方复式簿记的经典著作。

  先生之行，伟绩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