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 著 陈兼 陈之宏 译

译者导言

一

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人口迁徒》（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

（孔飞力自己对译者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到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份的思考的一种小结。

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

二

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以及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

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

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在关注“中国经验”的同时）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涵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到了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所有著述中，者涉及到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实”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以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到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上来。——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

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但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语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题”或“建制议程”。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经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

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

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