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起源：从孟德尔到希特勒

虽然直到1909年，英国生物学家贝特森（William Bateson）才替这门学问取名为遗传学（genetics），……但事实上，早在数世纪以前，默默无闻的农夫就已经开始进行遗传学上最能造福人类的应用。

一直到1866年，孟德尔（Gregor Mendel）才针对此议题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其后科学界又忽视了它将近34年）。……之所以会花这么久时间，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遗传机制实在很复杂。

或许最重要的是，早期的生物学家未能分辩“遗传”（heredity）与“发育”（development）是两个本质迥异的过程。

今日我们已经知道受精卵含有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信息，可以决定这个是否会罹患紫质症之类的疾病。这是遗传。其后运用遗传信息的过程才是“发育”，亦即一个简单、基本的细胞（受精卵）发展成全新个体的过程。若是从学科来分辩的话，遗传学着眼于遗传信息，发育生物学则重视此信息的应用。

（早期遗传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流派）

希腊人曾思考过遗传的问题，包括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内。他们创造出“泛生论”。宣称性行为会使缩小的身体部位转移至另一个个体。（达尔文）在19世纪后半叶提出泛生论的修正版本。按达尔文的说法，眼睛、肾脏与骨骼等每一个器官，都会贡献出小型的“微芽”（gemmule），它们在体内循环，然后累积在性器官中，最终在有性生殖的过程中进行交换。

另一个理论“先成论”（preformationism）则一举避开了组合的步骤：卵子或精子中的一个（至于是哪一个，则引起许多争议）包含了“预先形成”的完整个体，称为“雏形人”（homun-culus），而发育只是把它放大为完全长成的人。

最终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还是推翻了泛生论。魏斯曼主张遗传取决于世代之间种质（germ plasm）的连续性，因此个体一生中的身体变化，无法传递给后代。

最终找出正确答案的是孟德尔。……然而孟德尔的研究成果不仅深理在乏人问津的学术期刊里，且当代大多数的科学家恐怕也无法理解其精髓。他精密的试验与复杂的定量分析远远超越时代，直到20世纪，进入20世纪后科学界才赶上他的脚步。

孟德尔发现亲代会将特定的因子（factor）传给后代，后来这些因子就被称为基因（gene）。他的研究显示这些因子成对出现，而且子代是从两个亲代各接受一个因子。

孟德尔的研究结果显示，的确有些东西是代代相传，而且是实际的物质。但这些物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1884年左右，科学家将显微镜下发现的细胞核内的细长线状物质，命名为“染色体”）

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瑟顿（Walter Sutton），发现染色体与孟德尔的神秘因子有许多相同之处。瑟顿研究蚱蜢的染色体，发现它们大多成对出现，跟孟德尔的成对因子一样。但是瑟顿也发现有一种细胞的染色体并不成对，那就是性细胞。

然而，同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摩根（Thomas Hunt Morgan）不相信该理论，他认为如果所有基因都排列在染色体上，而所有染色体都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许多性状必定会一起遗传。不过这跟实验结果不符，染色体似乎不足以解释我们在大自然中观察到的变异。

……摩根和他的学生在研究相同染色体的基因时，发现在精细胞与卵细胞的制造过程中，染色体会先断裂、再重新组成，也就是说摩根在开始时对瑟顿—波弗利理论的反对看法，其实并非没有根据。以现代遗传学的说法，这种断裂再重新组成的“重组作用”（recombination），使成对染色体之间的基因发生易位。

（基因易位形成遗传变异）自然选择决定自然界所有遗传变异的命运，这些变异包括摩根在果蝇眼睛颜色基因中发现的突变，或许也包括个人自立能力的差异。

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弟和朋友，后来他在《物种起源》一书的启发下，才展开了一场社会与遗传的改革运动，并最后酿成灾难性的后果。1883年，在表兄达尔文死后一年，高尔顿赋予这个运动的名称是：优生学（eugenics）。

高尔顿引进“优生学”一词，用以描述将基本的农业育种原则应用在人类身上。后来优生学指的是“自我导向的人类进化”

在现代，优生学一词恶名昭彰，经常与种族主义和纳粹相连，属于遗传学史上最好能遗忘的黑暗名词。然而我们也该知道，在19世纪之交时，优生学并未有此污名，当时许多人认为它具有真正的潜力，不仅能改善整体社会，也能改善社会里许多个人。

当时大力支持优生学的人，若在今日可能会被称为“自由左派人士”。主张以渐进方式进行改革的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是当时最进步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就积极拥护优生学，包括作家萧伯纳在内。

1910年，在铁路大亨的遗孀赞助下，达文波特在冷泉港成立了优生学记录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它成为美国优生运动的神经中枢。……然而，由达文波特发起的这项研究计划，显然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瑕疵，并在无意间造成可怕的后果。

达文波特就象高尔顿一样，不合理地假设本性绝对超越教养。……无论达文波特的科学计划成败与否，优生运动已然发展出自己的动力。

1907年，印第安纳州通过史上第一条强制绝育法，授权对证实为“罪犯、白痴、强奸犯与低能儿”的人做绝育手术。许多州群起仿效，最终美国一共有30个州制定了类似的法令，到了1941年，美国约有6万人被强制绝育，其中加州就占了一半。

优生学并不代表种族主义，优生学想增进的好基因，有可能出现在任何种族身上。不过，从高尔顿开始，著名优生学主义者大多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以优生学为实行种族主义的“科学”理由。

1916年，达文波特和罗斯福（著名“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好友、富有的纽约律师格兰特（Madison Grant）出版了《伟大种族的沦亡》（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一书，宣称北欧民族优于所有民族，包括其他欧洲人。……这本书稍后被译成德文，而它会迎合纳粹的胃口也不足为奇。格兰特曾经高兴地回忆说，希特勒亲自写信给他，表示这本书是他的圣经。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不久，纳粹就通过了全面的绝育法，名为“防止后代遗传缺陷法”，这显然是仿效美国的范本。3年内，22.5万人遭受绝育之苦。

1939年，战争迫近，纳粹引进安乐死。绝育太麻烦，而且，何必浪费粮食呢？纳粹将问卷发给各精神病院，要求专家小组在自己认为“不值得存活”的病人档案上作十字记号。在回收问卷后，有7.5万人被画上标记，于是他们发展出毒气室这种集体谋杀的技术。

接下来，纳粹将所谓“不值得存活”的定义扩及整个种族，包括吉普赛人，特别是犹太人。纳粹优生运动发展到极致时，就造成了后来的“大屠杀”（Holocaust）。

早在纳粹利用优生学达到骇人的目的之前，优生学就已在科学界丧失可信度。它的科学基础是假的，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计划更应受到全面的谴责。尽管如此，到了20世纪中叶，正统的遗传学仍面临重大的公关问题，特别是人类遗传学，正是受累于优生学。1948年，我第一次来到冷泉港时（当时已经关闭的优生学记录室旧址），甚至没有人会提及以“优”开头的字眼。

遗传学家在了解到，想要搜寻人类行为特征的遗传模式，无论是达文波特的“低能”还是高尔顿的“天才”，在科学上都行不通之后，早已放弃了这个目标。现在遗传学家的重点是基因，以及基因在细胞内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