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对应。如果没有人努力实施它，制度本身说到底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为美国200多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宪法，也不过是7000多字的文本而已。在美国，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激活”这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呢？其中最清晰可见的，恐怕就是美国人“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了。
在我眼里，美国人捍卫权利的意识几乎到了“过敏”的程度。这种“过敏”不但表现在人们对任何可能侵犯他们权利的“风吹草动”都“大惊小怪”，而且表现在对“别人的权利”也感同身受，并因此“多管闲事”。（所以有学者说，今天的中国，维权活动就是最大的政治，其渊源有自也。——乖乖注）……什么样的民众造就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文化维系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常常导致民众的“过度防御意识”：被碰一下，就迫不及待地大喊“杀人了！杀人了！”（贵国的现实是，杀人之后，某发言人出来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丫“被”碰了一下。——乖乖注）过度防御未必总是好事，容易造成对政府过度的不信任和愤世嫉俗心态，但是相比“防御不足”，对权利的“过度防御”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很多权利侵蚀活动、政府的专断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里，使这个制度的纠错机制及早被启动，从而防止一个小错变成一个大错，一个喷嚏变成一次伤害。（贵国的现实是——你大爷的！——乖乖注）
从美国民众对权利杯弓蛇影的态度来看，美国的民主之所以比某些国家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在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激活它。（某些国家之所以有所进步，一个重要原因是普通民众不断地通过自焚的行动去激活它。——乖乖注）
制度就象是钱，如果没有人去“花”他，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一堆废纸。（某些国家的制度也是钱，不过是纸钱，又叫冥币！——乖乖注）而不断“消费”这些“钱”的习惯，则是文化。如果不是美国公民200多年来一直在代代相传这种权利的“消费”文化，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写下的宪法再美轮美奂，今天肯定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某些国家也曾经有过“美轮美奂”的宪法，那是1913年国父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他们那一代才能被称为“国父们”。——乖乖注）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加社会凝聚力的过程：正是在一次次的“参与仪式”中，公民一次次地肯定自己在这个政治社区里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认同感。若是让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来看，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公共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经之路。

（进入现实，就远非学者所写的这么轻飘飘了！还是再转一段过去数月中让我耿耿难忘的文字吧，来自梁文道的《所多玛》）

我另一個朋友，臺灣評論家楊照，曾經在《十年後的臺灣》裏寫下這麼一段我屢次引述的話：
「我還記得，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隻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
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內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裡。因為，讓怪獸吞噬，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夠証明我們自主意志尚存的動作，不能放棄」。
他接著說：「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面前，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統監視、追捕、入獄」。
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夠通過那未來的試煉，證明自己。所多瑪，一座惡貫滿盈的城市，它的善人皆以其自身的消亡來證明這裏仍有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