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报道”越来越取代“写作”，俺也离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了。

有一段时间，以为“非虚构写作”（例如报道）比虚构更有力，至少我们能直接影响或改变一两个人的命运；然而读了村上的演讲却发现，在这种“有力”的幻觉背后，自己正在越来越远离关于写作的信仰——而没有信仰的写作是不值得存在的。

生存，还是存在——这或许才是哈姆雷特那句话的原意……

转自大地旅人的博客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 

       【大地旅人序】傍晚，A君领我去理发店。北京刚下过雪，天很冷。在理发店里顺手拿起一本杂志，打开，最先看到的是这个题目：《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一口气读下来，顿时感觉心里起了某种变化，寒冷的北京似乎不那么寒冷了。

    今年二月，村上春树获耶路撒冷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发者是以色列政府，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为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民主作出了贡献的那些作家。以往的得奖者包括西蒙波娃、罗素、米兰·昆德拉等等。《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是村上在颁奖会上所作的讲演。

    “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一边。”这是村上说的。听起来像是人类的一部分良心在说话。我知道，对于这样的灵魂，对于所有的这样的灵魂，我在自己的心里，一直保留着最虔诚的感激和尊敬！

　　今天，我是作为一名小说家，也是一名职业撒谎者来到耶穌撒冷的。当然，并不是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正如大家所知，政治家也撒谎，外交官和將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有时也是。但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实际上，小说家编造的谎言水准越高，他才更可能收到公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小说家通过有技巧的谎言，创作看似真实的小说，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并赋予它新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以其原始形态的掌握并准确地描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要将真相从现实的掩盖中诱出，然后把它放到虚幻的地方，再用虚幻的形式将它替代。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真相在哪里。这是编造出色谎言的一个重要本领。

    但今天，我不想说谎。我会尽可能做到诚实。一年当中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刚好是其中的一天。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当然，原因是加沙的战爭。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已经超过了一千个人失去了生命，其中许多都是手无寸铁的孩子和老人。

    接到获奖通知后，我不断问自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来耶路撒冷是否合适，这样做是否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一方，赞同某国向世界展示其庞大军事力量的做法呢？当然，我也不愿意看到我的书受到抵制。

　　我选择亲自来这里看一看，而不是回避，我选择在这里说几句，而不是沉默。

　　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你们传递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在写小说时我总是在心里牢记：“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墙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都站在鸡蛋的一边。其他人可能会判断孰是孰非，或许时间和历史也会来裁定。但如果一个小说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站在墙的一边来创造，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何在？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轰炸机、坦克、火箭就是那堵高墙，而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这些武器烧伤、击毙，这是比喻的一层含义。还有更深一层。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一个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于脆弱外壳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灵魂。并且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一堵高大坚实的墙。这个墙的名字叫“体制”。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给予每一个灵魂以尊严，并且让他们沐浴阳光。故事的目的就是敲响警钟，让照耀体制的光芒不灭，从而令我们的灵魂不再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中。我相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创作那些关于生死、关于爱情、让人哭泣和战慄以及让人大笑不已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一个灵魂的唯一性。这就是我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日复一日不停创作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教师和兼职的佛教法师。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前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的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大家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个体的人。我们都是脆弱的鸡蛋，而面临的是被称为“体制”的坚实的墙。从外表上来看，我们根本没有贏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坚实，并且太冷酷了。如果我们有一点战胜它的希望，那就是源于我们对自己及他人灵魂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源于我们对将灵魂联合起来可获得温暖的信念。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有形而生动的灵魂，而体制没有。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建立了体制。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