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美）盖伊·塔奇曼

导读：新闻与社会现实

一提起新闻与社会现实，很容易让人想到李普曼。在上世纪20年代，他的《舆论学》就言语凿凿，脑海中的景象并非外在现实，甚至连其影子都算不上。实际情形是，在人和环境之间被楔入了一个虚拟环境，那就是媒介对于环境的描写，从而率先揭开了新闻能够建构社会现实这层窗户纸。

（最近一次业务讨论时，海鹏说了段话，大意是新闻事实包括事件事实和语言事实两个层面，而他更注重语言事实——在我的理解，这应该就是一种用语言构建的真实，而这两个事实之间是一种映射关系，而非俗套所说的提炼、概括什么的，后一种说法隐含着事件是“元事实”，而文字产品只是衍生品的意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获得骑士奖的周末名篇《系统》，这篇报道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打破了对征途游戏中种种事件描述的“元事实”，而将其提升到极权制度反思的高度，这是新闻语言突破事件藩篱的一个经典案例。——乖乖注）

本想细抄一番，后来发现导读作者（即译者）关注的东东大抵还是学院派的趣味，跟俺们打野战出身的游击队员语境相差太远，就零碎地抄些片断罢。

（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评批）

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于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所存在的问题上。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它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使我们的体验更易于感受。

（宏大理论）的实践者并不真正理解：当我们定义一个词语时，我们只是欢迎他人以我们所喜欢的它被运用的方式来运用它；定义的目的是让争论能集中于事实上，好的定义的应有结果是把对术语的争论转变为对事实的不同看法，从而掀起进一步研究所需的争论。

〈宏大理论家们〉又是如此呆板地局限于这么高层次的抽象，以至于他们所构造出的“分类体系”，以及他们构造这些分类体系的工作、往往更像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而不是努力系统地，也就是用清楚而有序的方式定义手中的问题，并指引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章   新闻是框架

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本书把新闻看作一种框架，并考察这个框架是如何建构的，或者说考察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考察的重心是报纸和电视作为复杂的组织所必然遵循的程序，以及新闻工作者所承担的职业关怀。

新闻机构通过传播人们想知道、需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信息，不仅传播着知识，而且规范着知识。研究表明（参见McCombs and Shaw,1972），新闻媒体在新闻受众对政治事件的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体最为关注的议题往往成为受众认为最重要的议题。

（这是否意味着本朝通过操纵媒体报道来设置社会议程，即可以社会民主的表象掩盖极权实质？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伪民主”形态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国内的新闻学者们能否研究这个课题？——乖乖注）

本书强调新闻是知识，并不是说新闻报道是唯一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特别是对特殊现象的解释的大众媒介。传播学研究认为（参见Klapper,1960），新闻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态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大众娱乐媒介，尤其是电视，同样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态度。

（毕竟是七十年代的著作啊，电视居然不是新闻媒介，呵呵。但由此亦可见新媒介媒体对社会的潜在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传统主流媒体所以为的。在今天就是互联网和手机——乖乖注）

我这里想说明的是，新闻把单纯的事件转化成公众讨论的事件，就是赋于事件一种公众性格。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所谓新闻是现代社会对旧时公告传报员的替代物，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按照帕克的观点，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市民们及时相互了解的能力却降低了。……报纸（以及今天的新闻期刊、还有广播电视）使得在地理上相互隔离的个体能够了解彼此的信息，了解彼此的民族、社区生活以及公共事件。如果转引拉斯韦尔（Lasswell,1948）的话说，新闻使公众获得通过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信息，发挥着在复杂社会内协调各种活动的功能。（以此而论，今天的互联网和手机远远超过了新闻媒体的功能。——乖乖注）

因为新闻赋予事件一种公众的性格，所以新闻从根本上说具有一种机构的属性。（这一点也正在遭到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新闻”形态所解构。——乖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