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本文发表在《深圳特区报》，2012年7月20日　　
　　

  《经济学大师们》，（美）托德·布赫施尔茨著，黄延峰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6月版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评价说：“如果今年你只读一本经济学的书，那就读这本。”萨默斯所说的就是《经济学大师们》这本书。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常常被人嘲弄，许多人已轻率地说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早就过时。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如今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及各项公共政策、各行各业的治理方针，都与这些大师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密不可分。举例来说，若没有凯恩斯，没有政府介入经济并具体筹资发展尖端科技，你现在所用到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就完全有可能不会出现。

    经济学家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就连亚当·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可称为“大师”的经济学家，生前身后都难以逃脱舆论的嘲笑。这是因为，任何时期的经济学主流学说都很容易找到理论硬伤或政策实践漏洞，一个门外汉常常可以用（很可能孤立存在的）事实例证来批驳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是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经济学家之间的相互辩论在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同时，也会使很多人转向对经济学的轻视。

    大师级经济学家屈指可数

　　公允地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贡献，长期以来受到了过度的轻视乃至否认。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带来新情况、造成新问题，但人们还是会承认相比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期间涉及到的公共政策、企业治理、创新发展，以及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态度，实际上都与几百年来不断遭遇骂名的经济学家有关——鼓励自由贸易、推动产业分工合作的理论体系，为今天的人们带来了工作岗位，这要归功于斯密和李嘉图；马尔萨斯数百年前就率先向人们发出了过度发展危机的警示；社会福利政策背后的逻辑依据，是被约翰·穆勒这个被时人称为聪明脑袋不长毛的“书呆子”所提出的；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政府介入将推动经济发展、克服经济危机之弊，这番观点引发的学界争议不断，但正是因为凯恩斯学说对美国政策发挥了巨大影响，才让诸多尖端科技成果在美国政府给予丰厚资助的科研基地推出，其中就包括让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
　　自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至今，只出现过几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更多的经济学家要么过深切入公共政策或企业治理的话题探讨，要么则围绕经济学大师提出过的经典论点作深度发掘，或质疑或深化。有趣的是，经济学大师在百年前、几百年前提出过的理论及对现实问题发表的见解，至今仍在高频率传播，影响着政界、学界、企业界以至整个世界。曾担任美国白宫经济政策主任的经济学家托德·布赫施尔茨所著的《经济学大师们》一书，就有助于人们快速而系统的了解这几位大师的个人面貌、经济学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对世界进步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经过了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而降温式微。　　
　　

　　从“业余”到专业化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曾坚称，经济学家需要同时兼备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等各方面专家的资质，“一定要理解经济现象的象征意义，并且用文字加以复述……人类的本性及其习俗必须全部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他说这番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

　　其一，凯恩斯本人是经济学大师中，观点立场最为善变、经济理论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最少的一个人，他甚至更愿意花时间去剧院看戏剧而不是阅读其他经济学家的论著，很显然，前面那番话有为凯恩斯自己辩解的意味。
　　其二，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不能流为一门单单依赖数据、模型与算式的“算学”，而需要切入社会关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运行，应当依托于丰富的经济生活事实，而这些事实很可能同时适宜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加以阐释，与经济学方法得出的结果形成映衬和补充。而这正是决定着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寥寥几人被称作大师的关键原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让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之前的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等人，都只能算是“业余”的经济学家。斯密有关经济学的初始思想是在法学课堂上讲述的，他的《国富论》赞美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理由却是这二者可以给普通人提供更多帮助。马尔萨斯的大胆立论均出自主观分析，并无收集并测试实际数据的过程；李嘉图将“特殊变量的直接影响和短暂效应抛开不管”；穆勒的经济学主张实则是从哲学，或者更准确说是从伦理学立场推导出来的（也正因为此，他才能“超前”的提出社会福利制度的完整构想）。
　　经济学的专业化，让这门学科的内涵渐趋丰富，经济学家以及学科的批评者们通过激烈的争论互动，一步步促成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的体系化。这带来了两大不容忽视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学学科研究水平得以大大提升，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可以直接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学科，由此奠定了其当代“显学”的地位；另一方面，让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专业领域，而很难再如他们的先辈那样，有精力发展为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等其他方面专家。如此一来，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就开始发生脱离，发展为部分专家推崇的“人的选择总是理性”、“市场绝对正确”等极化观点，推动了以此为前提的全面破除政府监管、解除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面临的各项管制等政策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流行，完全无视市场失灵现象，让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更为频繁剧烈的上演。
　　
　　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大师们
　　
　　在发展需求理论的同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还重新定义了经济学中最重要工具之一“弹性”。这成为管制垄断性事业的理论依据。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发现大众炫耀性消费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商家驱动的广告欺骗。新制度学派的多名经济学家，重新改写了欧美法律体系中有关过失赔偿权、财产权、犯罪行为和公司治理的定义。
　　凯恩斯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及其影响的公共政策领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贯原则（过多的政府介入意味着更少的自由），认为政府干预或介入，可以从根本上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学大师们》书中略带惋惜的叙述道，“在理解了凯恩斯经济学之后，政治家就可以亵渎那只看不见的手了，并且与经济周期展开抗争……政府对于利用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信心增强了”。随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适应了1970年代及其后欧美国家试图摆脱滞涨而重归经济繁荣的政策需要，对凯恩斯的学徒给予了全方位的压制。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包括特殊利益集团、被管制企业“俘获”管制者、政府预算赤字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冗员无法清除等内容体系，标志着经济学方法对政治领域实践的扫描式评价，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原因解释中的缺陷，促成了世界各国纷纷启动政治改革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经济学大师们》这本书还专门提到了布坎南这项贡献的另一项容易被忽略的效用——凯恩斯有关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和政府干预的主张，被牟取政治私利而扭曲开支计划和管制措施的政府官员所利用，并借助政治营销术让人民无法发现上述举措的问题所在、低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间接成本。公共选择理论充分说明了政府及官员个人借助职能职权自利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让监督政府、推进预算公开、严控公共开支重新成为了凝合民众共识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