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当瓦特与亚当.斯密面对面——学习《国富论》心得之二

我此前所写的《当瓦特与亚当.斯密面对面——学习《富国论》心得之一》中将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误写成了《富国论》，后发现想改过来，但瞬间改变主意，不改了，就这样将错就错吧。理由当然是因为《国富论》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初始阶段揭示了如何致富的“秘笈”，是如何让一个国家走上富裕之路的途径。所以，称之为《富国论》也未尝不可,但略显不恭。

在学习《国富论》心得之一中提出的自己感到迷糊的问题，即：“到底是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例如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等生产工具的改进）还是劳动分工在生产力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还是两者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共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总归有一个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吧，或者在前吧。会是哪一个呢？”实际上我在这个问题上不算糊涂，生产力的进步或者生产关系因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都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及到关于社会分工形成的原因，他说：“正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契约交换和购买来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求。所以才从这种相互交换的倾向中产生了分工。”他又说：“他们依靠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一种倾向。把各种才能所能创造出的不同财富组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体系。就像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随意的交换别人生产任何的产品。”

我以为，亚当斯密在这里所揭示的“分工”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自然而然所形成的社会分工，并非上帝的安排也非哪位强权人物或集团的有计划的部署，是人类繁衍生息过程中的自然行为，乃人性使然。人们的劳动分工这一人类所特有，就像人类会制作“劳动工具”一样，乃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同时，这一出于人的天性而形成的劳动分工，交换等行为无疑是人类所特有的行为，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中的极为重要的内容。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这个意思，即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也包括其他的生活活动等）的总和就形成了“生产关系”。尽管他没有用我们所耳熟能详的“生产关系”这一名词（生产关系一词出现在后来的经济学家之口）。但这丝毫也不能掩盖其揭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本面貌而闪耀出的智慧的光辉。

换一句话说，亚当斯密揭示了这样了一个真理：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等）与生产力（瓦特发明蒸汽机等生产工具的进步）一样，都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生产力发展了必然促使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又会反促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二者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出现和解决，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蒸汽机发明是生产力(工具)的创新，社会分工是生产关系的创新，用时髦的语言说，分别属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两种极大的创新，都会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社会的进步一直在渐变和激变中前行。而生产力的进步肯定能带来渐变，但只是激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生产关系的进步才成为激变的充分条件。人类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传统小农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自给自足”，所以长达几千年的时间并未给人类带来财富和知识的指数级的增长。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即使有一些技术（或工具）的突破性创新，也很容易被当成“奇技淫巧”而没有广泛的用武之地。其因为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带来的大规模物资生产和大规模商品交换，所以在“生产关系”上没有质的变化。正是类似蒸汽机这样突破性的生产工具创新和传统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倒逼生产关系创新，推动社会分工，形成了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充分条件。把具备各种才能的不同人（个体）所能创造出的不同财富组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体系。就像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平台（能否理解这种平台为人类生产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用一定的规则和价格来交换别人生产任何的产品。正是生产力（蒸汽机等工具的创新）与生产关系（产生新的制度创新）的不断调整和适应，而不断拉动着社会不断地进步。

结论，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进步，以及所有劳动指向和应用的地方展现出的熟练程度、技能和判断力的提高，似乎都缘于分工。”我斗胆将此语简而言之：劳动生产力的进步缘于社会分工可能永远不会被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