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住过北京分司厅胡同

    这些年每每乘车路过东城分司厅胡同时，总不由得要多看两眼，因为曾在这里住过两三年，多少有些情结。

    1937年祖父从山西太原奉命调京，先买下地安门拐棒胡同13号，因院大人少，经常闹贼，解放初卖给国家，又买了分司厅胡同5号，三代同堂。5号院有四个院落，我家住东跨院，东边有个很不起眼的小门，不走正门就能回家，虽然都有回廊相连，但很少去其他院。

    记得一次奶奶要从小东门出去，刚进院就被姐养的澳州黑大公鸡追着叫，那鸡跳起来有半人高，专门啄生人，奶奶操着苏州话嚷个不停，那惊慌失措的样让我们偷笑了半天。

    那时我太小，只记得爷爷中等个，偏瘦，上唇蓄短髭，穿长衫，抽烟袋。比较有印象的是过年磕头，各房都带儿女聚在爷爷家，大人孩子二十多口，十分热闹。我父居长，每次都是第一磕头，在玄黄色的丝绒垫上连磕三个，然后是母亲，再依次是哥、姐和我。爷爷奶奶站在前面，总是笑嘻嘻地说，行了行了，起来吧。

    然后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尽是好吃的，但怯生拘谨。那时爷孙关系不像现在，敢和爷顶嘴，甚至骑爷肩上，爷反倒像孙。

    那时母亲每天骑车去地坛传染病院上班，我不识钟，只知长针到9，短针快到6时，母亲就要回来了，门铃一响，我和保姆争着去开门，每次都踮起脚跟使劲拉门栓，也拉不开，最后还是保姆开。

    母亲那辆飞鸽牌女款自行车一直骑到退休，之后我又接着骑，两个把的电镀都磨光了，露出黄铜色，仍很结实。

    那时常爱偷偷从小东门溜出，看做煤球，看爆米花（另有博文），看收破烂，还到胡同口看汽车，为这没少挨骂。 

    大约1954年，爷爷把这所房卖给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小经厂又买一小院，与小叔生活。分家了，大伙各自找房。

    我家先搬到母亲医院宿舍，四溜平房，四个水龙头，两个公厕，每家一间半，涂院长三代也如此。冬天生煤炉，母亲嫌淘灰脏，每次都把着火的炉子搬到院里，我很怕火烧到她，那是男人的活，母亲都自己干了，后来有了蜂窝煤炉，就不再搬了。

    我与二姐被送东郊定福庄煤炭部子第小学住校，两周回一次家，后改为燃化部子第小学，现传媒大学所在地。1958年搬到和平里九区一号煤炭大院，从此告别平房生活。

    这时我也从东郊小学转入分司厅小学读四年级，每月两块钱买张月票，中午坐104无轨到地坛，吃完饭再在供应室睡一觉。那时觉得从医院到车站，好远好远啊。放学后，再坐104到兴化路，从传达室拿上钥匙，坐在楼门口等家人，不敢进屋，怕有鬼......

    小学毕业后，再也没去过分司厅胡同，直到最近得闲，才专门在此下车。现在老宅的地方，耸立着11层的宁夏大厦，但变成分司厅胡同13号。网上查，是2004年建的，此前是否有易主，不明。

    整个胡同两侧刷了统一灰色，路面不错，有路灯，公厕有专人管理，至于大门里的脏乱差，不管，百姓说驴粪蛋表面光。

    原叫东城区二中心小学，有初中部，现是分司厅小学，东城重点校。一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在这儿租房上学。挺窄的胡同几乎停了一半车，每天接送孩子时，到处堵塞。

    据说那些真正的房主都不住这儿了，有的单位分了楼房，有的买了商品房，尽管平房现在都有燃气，空调，煤改电，甚至抽水马桶，但总归还有不便。平房改造确实挺难，住胡同的想等拆迁也不大可能，已拆了那么多，如果都拆还咋体现京城的胡同文化呢?

    从胡同出来天已黑，灯光闪烁，安定门大街还挺热闹，不仅有原来的104，又加了108，还有双层11路，地铁等。六七十年瞬间而过，人却一天天老去，许多老事还记得，还能写出来，还能发至博客，至少还不老呆吧，嘻嘻嘻......

    

  

冬至这天，拍十七孔桥的人骤增，因为这天下午4点一刻，太阳高度最低，夕阳的余辉能够灌满整个桥洞，此时17个洞孔全部映红，形成金光穿孔。

　　这天气温-8度，且刮风，两点多到，总算占个好位置。桥面结着厚厚的冰，风一吹透骨凉，3点多人开始聚增，一会儿就里三层外三层糊上了。洞刚开始泛红，有人就上冰了，低机位肯定比俯拍好。但这边是厚厚的冰，那边却是湖水涟涟，怕冰不实，但惦量后，最终还是离开那个好位置。

　　此处颐和园是不允许游客下冰的，无路，只能顺栏杆往前走，直到与佛香阁较相对的位置，有块1.5米高的石块，先翻越栏杆，再踩在拳大小的石块上，一点点往下挪，这都不是问题，只担心摔倒！

　　冰上很多乍裂大缝，有的地方还渗水，其实昆明湖水并不深，但万一落水也会冻得半死，走了几步感觉还行，因为冰面上有层薄薄的尘土。

　　桥那边已渗水，四五十人都集中在右侧，就听咔啦一声，大伙惊叫着呼拉散开，一会儿又咔啦一声......但也有胆大的，照直向桥洞前的水面走去。

　　冰面比上面更冷，一会儿手指就全僵了，大概20分钟上来－－脚踩上地，心才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