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陵前夕照苍茫

    元代散曲家冯子振曾作《鹦鹉曲》，咏叹《燕南八景》：“卢沟清绝霜晨住，步落月问倚阑父。蓟门东直下金台，仰看棱台飞雨。道陵前夕照苍茫，叠翠望居庸去。玉泉边一派西山，太液畔秋风紧处。”在这阕《全金元词》和《全元散曲》均收录的散曲中，“八景”之一的“道陵苍茫”少为人知。道陵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墓葬，是大房山下女真族皇家陵园中的一座，当时建筑得富丽豪华，元明两代一直是文人墨客游览吟咏的地方。

    金陵遗址位于房山区车场村至龙门口一带的九龙山下，因其有九条山脊如九龙奔腾而得名。金陵原在东北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于燕，改称中都，派出司天台官于中都的燕山四周勘陵，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选在中都西南良乡县，今房山区境西五十里的大房山。《金虏图经·山陵》：“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逮亮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年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余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喊峰，峰峦秀拔，林木森密。”

    大房山是一座历史名山，主峰茶楼顶，俗称猫耳山，海拔1307米。山脉西来北折雄亘于中都西南，腾云作雨，如群龙出世，是中都一带少有的形胜之地。大房山西北有支脉九龙山，山左侧有一岭于大房山下逶迤而南，这就是凤凰山。凤凰山以东，岗峦起伏，与其形成了一道平坦开阔的山谷，由南向北，通过一道天造地设的“龙门”，直抵九龙山下，这就是大房谷。大房谷尽头的九龙山下，林木茂密，青峰碧树，于是海陵王决定以此为中心，在大房山麓营建山陵。     金陵的“风水”可以在台地上一览无遗，九龙山北接连泉顶，根据堪舆学理论，有明显的“行龙”痕迹。追山脉逆推，可见明显的“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龙脉。九龙山低于连泉顶，符合堪舆学所谓“玄武垂首”之说。九龙山之东为绵延迤逦的山岗，是明显的皇陵“护砂”，符合堪舆学所谓“青龙入海”的“左辅”之说。九龙山之西为几个突起的山包，亦是明显的皇陵“护砂”，符合堪舆学所谓“虎踞山林”的“右弼”之说。九龙山西北侧山谷中有泉水涌出，向东南流淌，终年不断，是明显的皇陵“水砂”，符合堪舆学所谓“朱雀起舞”之说。所谓“三山环抱，二水分流”在，这里最为明显不过。
    海陵王于1155年迁来太祖睿陵和太宗陵，在九龙山脚下修建了北京地区第一个皇家陵园。1156年将大金立国前的始祖以下十帝均迁葬于大房山陵：始祖葬光陵、德帝葬熙陵、安帝葬建陵、献祖葬辉陵、昭祖葬安陵、景祖葬定陵、世祖葬永陵、肃宗葬泰陵、穆宗葬献陵、康宗葬乔陵。之后的大金国九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开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县)外，太祖至卫绍王七帝均葬于大房山陵：太祖葬睿陵，太宗葬恭陵，熙宗葬思陵，世宗葬兴陵，章宗葬道陵；海陵王、卫绍王两位皇帝死后被削去帝号，故葬所无陵号。

大金追封四帝，三位葬大房山陵：海陵父德宗葬顺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显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会宁府，没有迁葬大房山的记载。陵区内还葬有皇子及重要大臣的“诸王兆域”，完颜氏宗室诸王有许多葬在大房山陵，其中文献可考的有三位：梁王完颜宗弼，荣王完颜爽，宿王矧思阿补。此外海陵太子光英也葬于大房山，可以确定的葬于大房山的后妃有二十三位。

    睿陵前面有石桥、神道、祭祀大殿基址，石桥位于神道南端，西侧与排水暗沟相接，这是金陵的排水通道，主要起防洪作用。穿过石桥后，两处鹊台遗址在石桥与神道间。

再向前是陵区御路，御路有青石栏杆和台阶，上面刻着忍冬纹。

    一般说来，历代统治者勘陵是选择“万年吉地”，以求王朝永固和来世荣华。而完颜亮勘陵却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他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皇统九年(1149)十二月，弑熙宗自立，当时金国经过太祖、太宗、熙宗三世三十五年的经营已拥有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的版图，而国都还偏居于东北的上京会宁府，从消灭南宋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出发，海陵王决定把政治重心南移，所以上台不久就做都城南迁准备。1153年宣告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

 海陵王迁都曾遇到政治阻力，一些王公大臣以上都会宁府是国家“根本”为由反对迁都。完颜亮之所以迁都伊始，即派出司天台，于中都四周勘陵，目的是将祖宗陵寝迁于中都，使中都成为人心归往的所在，断了反对派的念头，以此巩固中都的国都地位，确保政治重心南移，实现其灭宋统一的政治目标。

对金陵特别是睿陵一带的调查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物普查，1985年文物部门开始对金陵遗址调查和试发掘，引进现代仪器等进行了勘测，当时便确定了睿陵的遗址范围和地宫所在，并且将陵道挖开以验证探测结果。但是没有打开地宫，因为当时批准的范围是调查和对仪器探测的部分检验。

在地面发现石雕、碑记、御路和建筑构件、遗址等大量宝贵文物，除了“瑞云宫”宫碑，还有“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的陵碑。

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碑，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薛宝华先生《近年房山区出土的石刻与石雕》一文介绍，该碑1989年出土于周口店镇车场村龙门口金陵内。汉白玉质，高211、宽86、厚25厘米。碑阳镌刻双勾“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十个大字，字口填朱涂金粉。睿宗完颜宗辅为金世宗之父，帝号为死后追尊。

    简易破败的“北京市房山区金陵文物管理所”，现为一身驼耳背之残障老人居所地。他抖抖索索打开深灰铁皮建筑的大门锁头，我等得见睿陵地宫的真颜，尽管早知其中的棺椁及文物真品已保存至首都博物馆。

    2001年至2002年，有关文物部门开启了睿陵地宫，终于将女真皇帝陵墓神秘面纱揭开一角。地宫是一处在山体岩石中开凿的，符合从肃慎时代就形成的埋葬习俗。    睿陵地宫编号为M6，位于清代重修的大宝顶前约15米处，东西长13米，南北宽9.5米。地宫内瘗葬有四具石棺椁，两具为青石素椁，南北向放置于地宫西侧。另两具为汉白玉雕龙、凤纹石椁，东西向放置于底部正中偏北。    四具石椁皆为复制品，正中偏北为完颜阿骨打的汉白玉雕龙石质残椁，石椁盖板剔刻有团龙纹，正面则剔刻着团龙流水纹，椁底残留着墨地朱纹金线勾双龙戏珠纹。这具石椁的旁边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汉白玉雕凤纹石椁，这具石椁内有一具木棺，内有散落的人骨，头骨附近发现随葬的金丝凤冠和雕凤鸟纹玉饰件。这两具雕龙、凤石椁是国内首次发现，应为皇室专用。

    在这两具东西放置的石椁旁边，有两具南北排列的石椁，虽然和龙、凤椁一样，都是“一椁一棺”规制，但它们的外观却无任何纹饰，称为“素椁”。让考古人员疑惑的也是这两具素椁：虽然可以基本猜测它们是陪葬的妃子，但到底是谁则是个谜；此外，靠近外侧的素椁内没有尸骨，而是骨灰，专家认为是火葬，为何仅有一具火葬，这又是一个谜团。

    大房山金陵经海陵、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五世60年间的营建，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其兆域达156里。直至明熹宗朱由校罢祭祀，毁陵墓，断龙脉，林立关帝庙以镇之。清国立，重修金陵，恢复祭祀。清末排满，金陵毁于平民。据目前已经探明的情况来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连泉顶东峪、三盆山鹿门峪。此外，大房山南侧的长沟峪也应葬有陵墓。金陵的考古发现，对研究金代帝王陵寝制度，女真族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历史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1919年，有个叫哈丁的洋人来到位于房山周口店镇车场村西北的三盆山，十字寺中的两块石刻上清晰的“十字”吸引了他的注意。仔细观察发现，石刻上所刻花纹非常精美，其中一石刻的下面雕刻着一个十字立在一个莲花座上，十字横笔两端各有一颗桃尖向外的桃形心。石刻左右两侧各雕刻着一只形状相同的上宽下窄的梯形花盆，左侧花盆里是一簇荷花，艺术化了的荷叶间是一朵酒盅状破蕾初放的花蕾。花蕾上端是两个盛开的花朵，左端是几只莲蓬。右侧花盆里是一簇菊花，茂盛的枝叶将一朵盛开的菊花簇拥于正中。

另一件石刻正面雕刻的是一朵盛开的荷花承托着一个十字，石刻的左右两侧各雕刻着一只形状相同的椭圆形收口出沿花盆——左侧花盆内是一棵牡丹，四周是茂盛的枝叶，正中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右侧花盆内是一束菊花，菊花枝叶茂盛，四只花朵均匀分布期间。第二件石刻十字交叉的空白处刻有陌生文字，一时让他困惑不解。

后来西方人伯吉特教授辨认出，这是两句古叙利亚文，意思是：“仰望它，寄希望于它。”原本出自《圣经·诗篇》第三十四章，而同样的古叙利亚文曾出现在一部公元6世纪的叙利亚文《路加福音》手稿封面上，这本书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内。原来这两件石刻是珍贵的景教遗物，石刻的发现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些基督教研究人士称之为“景教徒的最确实和最有价值的遗物”、“景教东渐史上的伟迹”。

景教石刻的发现，揭开了一段被历史掩埋了许久的真相——这座供奉着佛教诸神的十字寺，原来曾经是一座景教寺院。十字寺“古刹十字禅林”的石刻匾额，收藏于房山区文物部门。尤为珍贵的是十字寺的两件景教石刻，作为我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景教遗物，珍藏于南京博物馆内。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即聂斯托利派，公元5世纪由叙利亚人聂斯托利创建。景教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不详，在唐代由于受到唐太宗至德宗六位皇帝的重视和支持，景教广泛传播200余年。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景教亦被废止。到了元代，由于元统治者的提倡，景教再度兴起。

这棵古银杏树是十字寺的亮点，北方高僧用银杏树来代替佛门圣树菩提树。可惜只剩一棵，不能结果。古银杏树围5.24米，树高约30米，大概要4、5个人才能合抱。更令人称奇的是古银杏树旁，伴生了一棵柏树。

 十字寺遗址上，一块元碑、一块辽碑十分引人注目，它们默默地讲述着寺庙的千年沧桑。元碑为元惠帝二十三年所立，碑额雕有双龙衔碑，顶端圆球内刻有十字，左右各有一条石雕云龙，正中刻有“赐十字寺碑记”，十分精美。碑宽92公分，碑身被砸为三段，第一截碑额高104公分，第二截高88公分，第三截高115公分，三截加起来，原碑应高307公分。 碑文记载了十字寺的沿革和历史，寺院为东晋建武元年高僧慧净创建。唐贞观十二年，高僧义端路过此地，将寺院重修做了主持。辽代叫崇圣院，应历二年，高僧惠发愿重修，建造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元至正十八年，高僧惠诚见寺院被兵乱所毁，募缘重建，起大殿五间，中塑三净身佛十八罗汉，壁绘二十诸天，元顺帝赐十字寺之名。

    一为辽碑，正面上方横书《三盆山崇圣院碑记》。碑高204公分，宽91公分，厚20公分。为辽代应历八年立，此碑已被砸为两截，但碑文尚可句读。

在陈述辑较的《全辽文》中，可查出“三盆山崇圣院碑记”的碑文，只是与原碑相比略有出入。

    在院子靠北面后墙旁边，新的那块石碑是复制品。原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座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为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文物之一。
    从建成直至景教石刻被发现的一千六百年间，十字寺留下的都是佛教寺院记载，未见景教寺院的任何作息。那么，景教究竟何时曾存在于十字寺？十字寺发现的景教石刻究竟隐藏着景教徒怎样的故事？一段景教存在的历史如何被光阴掩埋得如此了无痕迹？这是十字寺留给世人的待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