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博物馆

（中华农业文明二号馆篇）

    中国农业博物馆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积累，藏品日益丰富，现有农业古籍及农业图书50000余册，藏品近15000件，其中文物藏品2200多件。文物藏品中主要以农业文物、彩陶等部分最具特色，农业文物有反映我国稻作文化起源浙江河姆渡遗址、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及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新石器时代的石斧、骨耜等各种生产工具；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铁质生产农具；反映汉代农业方面的陶仓、猪圈、劳作俑等六畜明器及唐宋以后生产工具。    中国农业博物馆陈列内容丰富，生动形象，是了解我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和当代中国农业成就的窗口，也是交流农业科学技术、传播农业知识的场所。新筹办的《中华农业文明》陈列（二、四号馆）、《青少年农业科普馆》（七号馆）、《中国传统农具》陈列（八号馆）、《中国土壤标本》陈列（九号馆）、《彩陶中的远古农业》陈列（十号馆）和室外展园，已于2009年9月13日重新开馆。

    《中华农业文明》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陈列弘扬古代文明、展室现代农业成就，回溯历史、关注现实、展望未来。由序厅和农业文明的演进、农具的发明与传承、水利工程与水的利用、养殖业的起源与发展、纺织技术的起源与传播、近代实验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与繁荣等七个部分组成。

    序厅由穹顶、壁画、雕塑、五色土二十四节气地面组成。雕塑“大地曙光”的人物是“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和发明渔网的伏羲、选育“五谷”教民稼穑的神农、中华民族尽人熟知的人文始祖黄帝、育蚕织丝的嫘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领袖大禹。

    在他们的带领下，先民们捕鱼狩猎、刀耕火种、纺织作衣、驯服水患，面对自然百折不挠，不断地去适应、发现、利用，最终与自然和谐统一，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在这里感受的不仅仅是骄傲和自豪，也有崇敬和敬畏。让人带着骄傲和自豪，怀着崇敬和敬畏，走进历史，走进自己的家园。

    河姆渡遗址复原场景反映了距今七千多年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面貌，体现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遗址中有大量的稻谷、稻壳、稻叶和稻杆出土，堆积厚度达40—50厘米，科学家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河姆渡出土的稻谷一半是有芒的，属野生稻；一半是无芒的，属栽培稻，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稻之一。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复原场景再现了距今约六千多年母系氏族社会的状况，半坡原始居民普遍使用磨制石器，主要粮食作物是粟，饲养猪、狗等动物，还用骨制箭头、鱼叉、鱼钩打猎捕鱼。遗址展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先民们的生产与生活情景。

    协田场景再现了商代先民们生产劳动和商王带领文武百官巡视农业生产的情景。连绵不断的井田，男人们三人一起耕作，人们称这种耕作方式为协田。商周时期，使用耒耜挖掘沟洫排涝灌溉，纵横交错的沟洫和与之相联系的田间道路把农田区分为等积的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为“井田”。

    二牛抬杠场景再现了汉代先民生产劳动的情景。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下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以及乡里有经验的老农到京城来学习代田法和“二牛抬杠”犁等新式农具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代田法具有防旱保墒、抗风防倒、休闲轮作等优点。“二牛抬杠”犁耕作时，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坐于“杠”上，脚踏辕犁，控制犁铧入土深浅，一人在后扶持犁把。

    2000多年前，汉代人崇尚厚葬习俗，所以陪葬的明器很多。明器反映了汉人的生活起居、精神追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墓室里罗列了俑类、家畜类、田塘类、加工类、造具类、食器类、饮器类、灶具类、建筑类等生产生活明器。

    我国在汉代发明了植物嫁接技术，魏晋时期的果树嫁接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中有专门的一篇，介绍了嫁接梨树技术的具体方法。

    唐代南方地区发明的江东犁，灵活、便捷，适合在水稻梯田使用。水田生产出现“耕—耙—耖”的耕作模式。唐宋时期出现“稻麦两熟制”。引进的水果和蔬菜的品种增多，茶逐渐成为国饮。

    明末农学家徐光启向农民介绍引进农作物新品种。他撰写的《农政全书》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与《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并称中国三大农书。

    中国的农具和农业是同步产生的，从材质上讲，经历了木石农具、青铜农具和铁制农具等发展阶段。种类繁多的传统农具，不仅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对世界农业的发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展品选取了代表性的工具——犁、锄、镰、磨。

    犁展区展示有骨耜、石耜、青铜犁、铁犁以及各式各样的传统犁具。犁是耕地工具，由耒耜演变而来，形于石，成于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犁的发明改变了耕地由上向下间断式作业的方式，被由后向前连续作业的方式所替代，成为了最主要的耕具。
    这里展示有石锄、铜锄、铁锄，以及各地各具特色的板锄、开山锄、长角锄、条锄、三角锄、挖锄、大水锄、水锄、月亮锄、二角锄、鹰嘴锄、木松锄、豆腐块锄、薅锄、漏锄等。锄也称耰锄，是松土、整地和田间管理的工具，质地有石、骨、铜、铁等。锄虽有数千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我国农村中最常见的农具。

    镰，也称铚，习惯称镰刀，是收获和刈割的工具，主要用于秸秆作物和牧草的收割。出土的镰有石、蚌、骨、铜、铁等材质。镰虽历经千年至今仍在许多地区应用。这里展示的有麦镰、禾镰、草镰、钐镰、毛镰、手捻镰、锯齿镰、掐刀等。    磨，原称硙，汉代才叫“磨”。是粮食加工具，使谷物脱壳粉碎。人类早在原始时期就发明了石磨盘和磨棒，后来逐渐发明了人力磨、畜力磨、水力磨等。这里展出的有新石器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饼形研磨器、汉代的绿釉陶磨合手磨、石磨等。    对水资源的控制、改造与利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修筑水利工程的国家之一，先民不仅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合通四海，并且合理利用水源开启灌溉农业的先河；先民还发现了水的动力、发明了水力工具，开启了人类使用自然动力的先河。
    坎儿井复原景观：坎儿井古称“井渠”，也就是“井穴”的意思，由立井（竖井）、暗渠（地下渠道）、明渠（地表渠道）和涝坝（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建造方法是在高山峡谷地带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然后每隔20米至30米打一眼竖井，井深十米至几十米不等，将地下水汇聚，以增大水势，再依地势高下，在井底凿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流直下，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才将水由明渠引出灌溉。考古发现的两千年前的石刻有吐鲁番地区坎儿井的分布图，说明了坎儿井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技术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逐渐向西传到中亚和波斯。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战国秦昭王时期，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227年创建的。2000多年来，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在发挥着灌溉防洪作用。正是仰仗着都江堰的引水灌溉，才有了蜀地的“天府之国”。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技术手段制作合成的都江堰修筑全景模拟场景，使人身临其境感受“风”和“雨”及都江堰建设者之艰辛，工程设计之巧妙。

    我国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发明了汲水灌溉工具，魏晋时期开始利用水的湍急作为动力。汲水灌溉工具利用人力或水力汲水灌溉农田，提高了灌溉效率，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戽斗、辘轳、脚踏龙骨水车、手摇龙骨水车、水转翻车至今仍在使用。

    以湍流作动力既节省了人力、畜力，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这里展示了各种水力加工工具。

    传说早在六千多年前，伏羲“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发明了捕鱼的网，由此揭开了文明的新篇章，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开始蓄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

这三件标本展示了猪的进化过程。

    中国古代家养的动物很多，如马、驴、骡、牛、羊、猪、骆驼、鹿、狗、鸡、鹅、鸭、鹌鹑、鹭鸶等。最早驯化的家禽是鸡，此后陆续育成了鸭、鹅。除了饲养以提供肉蛋为主的家禽外，还选育出了用于远距离通讯的军鸽和捕鱼的鹭鸶。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并远传外域。

    渔业也是我国最古老的生产部门之一，春秋时代鱼类养殖技术已经很成熟。明清时期，根据鱼类的不同食性和水层分布特点，发明了多种家鱼混合养殖技术。

    商周时期出现了家畜外形学的萌芽，周代有专门评议马匹价格的官员，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相畜术”、“伯乐相马”的故事妇孺皆知。

东汉时禽畜外形鉴定有了新发展，出现了标准相马模型“马援铜马法”。

    利用幻影成像技术表现明代喻本元、喻本亨兄弟为牲畜治病的故事。喻本元、喻本亨兄弟是明代著名中兽医，其著《元亨疗马集》至今是中兽医必读之作。“喻氏行医”表现了他们高超的医术。
     原始社会后期，先人已经利用葛、麻、野蚕丝等纤维和捕获动物的毛羽，用搓、绩、编、织的方法做成粗陋的衣服。随着种植业的进步，人们开始种麻索缕，养羊取毛，育蚕抽丝，植棉纺纱，还发明了许多结构复杂的纺织工具，织染出色彩绚丽的布匹。
    史书称“伯余之初做衣也，淡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伯余做衣”场景说的是发明织布制衣的伯余，捻麻成丝、编结成布，制作衣服的故事。

石纺轮、陶纺轮、骨锥、铜纺轮、陶纺锤、银质纺车。

    我国植桑养蚕历史悠久，发明了许多桑具和养蚕器具，如桑梯、蚕架、蚕匾、缫丝锅、丝车及摇纱车等。

海南通什冲山的腰机和河南灵宝出土的汉代青铜纺织人像复制品。

丝绸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辉煌和灿烂的一部分，这里展示历代丝织实物。

机器人织布模型，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同出一源。

     棉纺工具展台展示整套棉纺织工具，分别为脱棉籽器、纺车、绕锭架、经车、纬车、经床、排纱器、分经棍、织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