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富士康选择法律途径有何不对？
(2006-08-30 02:00:40)| 分类： 法治观点 |
富士康事件披露以来，舆论哗然，媒体群起攻之，网上一片“倒富声”。
但是，至于这么紧张吗？只不过是一件民事诉讼案件而已，而且是刚刚立案，根本还没有进行审理的民事案件，更谈不上法院判决结果的案件。
就是这样一起刚刚开始的案件，却引发了人们迫不及待的“判决”与讨伐，出现了一边倒的纯感情色彩倾向，这其中，有一些观点背后反映出的社会心态，值得细细品味与思考。是不是不准富士康起诉大家认为就公正了？是不是法律禁止起诉记者或报社就公正了？现在就“艰难呀”、“压力呀”、“不公啊”，是不是有些反应过度、或结论先行呢？
首先，是否允许富士康选择一种方式进行辩解或寻求救济？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听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第一财经的声音，其它媒体的言论，也都是建立在“第一财经的报道是属实的”这一前提之上。这时，我们是否有必要听一听另一方的观点，或者通过司法程序进一步揭示真相，确定真伪。
第二，富士康有没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如果大家都同意有，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如果有人认为没有，请不要再往下看这篇文章了。
第三，富士康选择起诉，应该讨伐还是应该称道？
我的答案是：不是最佳方式，但有积极意义。从企业公关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富士康的起诉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因为，无论输赢，对其公众形象都有一定的损失，一种两难境地。而且，根据公众心理，其胜诉的损失可能要比败诉的损失更大（胜诉悖论，当年三株崩溃的导火索就是缘起一件自己胜诉的案件）。从这一点上说，富士康的行为不是公关上策。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富士康的起诉恰恰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可以设想一下，或者根据现实案例归纳一下，企业遇到媒体刊登了不利于自身的报道，可能采取哪些方式挽回损失、恢复形象：
1、通过企业的高层关系，影响政府，从而对媒体报道予以压制。由于此种方法属于“暗箱操作”，公众不会知晓其过程，也不会扩散影响，对于企业来说，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富士康要想采用此种方式，通过企业高层、或直接动用郭台铭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做到？
2、对记者或报社进行收买。收买可以采用“公对公”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私人交易的方式。比如南方一家一向以仗义直言自居的报社，准备对一家知名的公司进行曝光，该企业数次公关未奏效，结果该企业马上“曲线救国”，与该报社签订了一份广告大单。于是，该批“负面稿件”悉数撤下。此种方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公众影响也很小，而且可以“釜底抽薪”，没有后患。富士康有没有财力与渠道采取此种方法？以目前的媒体报道与当事人（“一财社”及记者）自述来看，估计没有用此种方法。
3、暴力手段解决。不要认为这种方式没有企业用，其实非常多。而且，这种方式用起来最快捷有效，相比有些人说“富士康的起诉是一种恐吓”，暴力的恐吓似乎更为奏效，而且也不会掀起大的波澜。可能有些后患，但可能性有多少？看操控能力了。
以上姑且称之为“白道”、“灰道”、“黑道”，但富士康都没有采用，而是选择了“法道”，通过司法救济来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是否能达到还是未知数）。富士康有这个权利，也是一个合法途径。相对于上述“三道”来说，“法道”也许是容易把矛盾扩大、影响扩大的“笨办法”，但却是法治国家中，最符合法治精神的办法。富士康这样做了，恰恰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至于索赔数额3000万，企业有其自身的思维方式与计算方法，只是一个量的问题，3000万本身不影响问题的性质。双方都没有举证呢，现在怎么下结论说不合理呢？
人与人之间，法人之间，总会有矛盾有冲突，有冲突很正常。冲突出现之后，在规则之内选择解决之道，选择到法庭上去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
记者有监督社会的权利，当然可以监督企业，包括对企业的批评甚至“揭黑”。
那么记者就不需要监督了吗？谁来监督记者，方法有多种，最后的防线就是司法监督了，企业选择司法程序恰恰是正确的选择。
记者或报社，应该对事实负责，敢做敢当，在法律程序之内，亮出自己的证据，证据自己的报道是属实的，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而且记者更应该做尊重法律、尊重程序的楷模。
3000万怎么了？如果自己的报道是属实的，富士康即使要求赔偿3000亿也没有任何意义，要求的越高，交的诉讼费就越高，你管他呢（法院收取诉讼费的立法精神就是为了让滥诉者有一个高门槛），谁输了谁承担后果，很公平。
许多的声音还把焦点集中在“富士康应该起诉报社啊，起诉记者是错误的，是阴谋，诉讼保全是对记者尊严的伤害与施压”。这样的观点，更是有非理性的判断因素。
限于篇幅，关于“富士康能否只起诉记者及诉讼保全”问题，在下一篇继续讨论。欢迎独立理性思考者继续关注。
评论提示：一篇通过“网上聊天”完成的采访，如何保证公正与真实：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