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洛阳文化上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太学。仗没打完，甚至宫殿还未装修的情况下（建武2年公元26年），刘秀就下令大臣李通“居守京师起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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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学校的建设大约历时三年，到建武5年才完成。20多年后，进行了重修。到汉顺帝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这次重修规模应该是庞大的，仅用工就有十一万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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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修建，共建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学生达三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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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1900多年前的世界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班固在其《东都赋》中说洛阳“学校如林，痒序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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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不仅是帝国的首都，也是帝国的太学城。

太学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培养贵族官僚子弟读经仕进，造就王朝统治所需人才的地方。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学经典，随着教育的发展，到了汉灵帝时应该形成了固定的教学模式和所谓的“统编规划教材”。公元175年（熹平四年），蔡邕等请求规范教材，所谓“正定六经文字”，得到汉灵帝的批准。于是蔡邕选定教材，交亲自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经等书丹于碑，刻在四十六块石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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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庞大的工程，在九年后才完成。

东汉太学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魏晋。经汉末三国战乱后，魏文帝曹丕在登基之初的黄初元年，就下令恢复太学，“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环，备博士之员录，以汉甲乙以考课。申千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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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又再次修“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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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建立晋朝后，尽管让一些学者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替代，是一个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
[8]但一样重视太学，下令“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到咸宁四年，甚至达到学生“万余人”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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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学，汉代还兴起了专习辞赋、尺牍、字画的可称之为文化艺术类的专门学校。因为校址在洛阳京城的鸿都门，因此，称“鸿都门学”。“鸿都门学”的设立是宦官为了与太学对抗而设立的。到西晋时期发展为国子学——即专为太子以外的士族子弟设立的太学，五品官以上的子弟入国子学，六品官以下的子弟入太学。

洛阳太学和国子学与明堂、辟雍、灵台等并称为“五雍”，构成洛阳东汉都城的一大特色。而今的汉魏故城遗址也保留有太学与国子学的遗址。遗址分东西二个部分，东部为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建筑群，占地面积约33000平方米。西部则相反，为东西长、南北宽的长方形建筑群，面积约20000平方米。周有围墙，墙内外房基密集，成行成排，井井有条。“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两学齐列，双宇如一。”结合考古与文献记载，可以想见近2000年前的大学模样。

进一步看，东汉太学兴盛只为事物之表，其里则是学术与文化的繁荣与兴盛。汉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两个重要的学派之一，而且是第一个、上源的重要学派，因此，源远流长，影响很大。汉学的经学研究成为后世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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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儒家学说，从某种意义讲，是通过汉学的中转、放大、传播而成为气候，进而成为中华学术的主流影响此后的中国人的。汉学为儒学构造了发展的平台，此后，儒学在汉学的平台上，围绕着汉学的议题而深入展开，直到近千年后的宋学才有所改变。汉学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康成等人，而这些人活动的区域都在京都洛阳。汉学、尤其是东汉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刘秀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刘秀定都洛阳，首先从长安运来二千多辆经牒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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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重视儒学与其自所受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本人就是王莽时期的太学生，即使是在战时，仍“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追随他的人，即后来的满朝功臣，也多是儒生。邓禹是他的同学，其它如寇恂、冯异、马援等人也大多通儒。他对太子的教育也主要以儒学为主。汉明帝深受儒学之陶冶，修养颇高，以至于能够升堂讲学，经历诸儒问难。那个场面是相当宏大的，因为据说圜桥门听讲者数以万计。此后，东汉各帝大都沿着这种家学（儒学）一脉相承。上行下效。在中国，什么事情，只要“一把手”重视，往往能在其权力范围内形成气候，而皇帝重视，则导致全国上下的追逐，所谓“越王好勇，其民轻死”，“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
；“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唐太宗喜欢王羲之，因此，《兰亭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之书法一纸难求。刘秀重视儒学，故而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所谓名师大儒，相踵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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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洛阳游学讲授，著书立说，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以求立功、立德、立言，光宗耀祖。于是洛阳的太学才有此兴盛。

然我们打破砂锅，进一步追究，则东汉经学的发展是中国历史在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先秦的文化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却好似缺乏主流。到秦统一，秦主要以法家学说和法家人才富强起来的。秦统一后，有儒学人士淳于越等引经据典要求复古，实行分封。这种不切实际，往回走的学问，显然不符合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理想。因此，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将诗书、百家语以及非秦记以外的史书等烧毁，并将妖言惑众者坑之。这对刚刚建立的帝国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秦始皇过于急于求成，过于有为，不知中华历史之股市需慢牛才走得长远，因此，他的有为之政被视为“暴政”，他的“暴政”以及后来的战乱，导致中华大地，从君力、国力到民力都用力过度，遍体鳞伤，休生养息成为一致的选择。因此，到了刘邦建立汉朝，崇尚老子的“无为”政治，使国家与民力得到疗养与恢复。但黄老的“无为”又必然恢复到秦复兴前的原始状态，随着国家的恢复，贵族逐渐腐败堕落，农民渐次失去纯朴的本色，所谓的“约法三章”是不能整合渐次愈合的社会的，必须要完善各种制度与规范。这样法制又抬头了。但这又走上了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旧路上，所谓“朝庭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如此社会风貌当然不令社会满意。于是儒学中的礼乐教化有了市场，而儒学通过其礼乐教化，真正发扬光大。教育是儒学成功的一大秘诀。因为重教，儒学才得以不断传承，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观念与智慧。“先秦诸子重视教育者莫如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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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根本主张绝学不教，法家重视刑名法律，墨家、农家之教不适于实际，其它皆所以用世，非所以教幼，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汉武帝的老师就是儒生。一方面，文明的发展总是趋于儒雅。汉武帝即位面临的社会形势即是如此。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贵族富豪大量涌现，骄纵之气的出现与文学游仕的活动，使社会需要革新，需要上档次。因此，无论有再粗俗的开国皇帝，一旦坐稳江山，继位的皇子皇孙们总有一种内驱力使之向儒。刘邦也深深地感到，比起那些喝着酒向自己头盔里潵尿的武将，儒家那套礼乐制度，朝廷仪仗，山呼万岁更合朕意。儒雅真得很有吸引力。这种文化的力量甚至影响到了今天的黑社会。山大王只能混迹于社会体系之外的山林里，而黑社会却能生存于大众社会之中，其中原因多多，但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儒雅。黑社会成员尽管打打杀杀，但一定要西装革履，“文明礼貌”，甚至如许文强，迷倒一大片。杀人者也要形象儒雅化。杜月笙曾拜杨度、章太炎为师学习儒学，让手下脱掉便于打斗的短衫，而换上儒雅的长衫以扮斯文。另一方面，儒雅的获得依赖于教育，教育恰是儒家的法宝。汉武帝本人受的就是儒生的教育，因此，深受儒生的影响。儒学是先秦的官书之学，可以追朔到周朝之初创，崇古尚礼，具有纵向的根源，不同于应时而生的一些所谓的百家之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其重视教化的传统，更使其在传播学上具有优势与可持续性。因此，武帝兴儒与其早年所受教育及社会生态的需要促成了独尊儒术的产生。儒学的复兴虽具有复古的倾向，却将汉初的军政府革新为一个文人的政府、文治的政府，文治政府开创了一种兴礼乐讲教化，重等级、讲秩序、有意义的社会生态模式，于是士人参政，名儒辈出。刘秀即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年代，受的这样一种环境的熏陶和教育，其重建汉朝后，自然延续着西汉武帝的那种文治的模式发展。于是学术的发展，经学的发展，影响了中华社会上千年。从这个意义讲，太学之兴是学术之兴的结果，而学术之兴是汉代政治文化深化的结果。

汉代洛阳文化的兴盛不仅反映在学术上，也反映在文化的其它方面，史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东汉史学以班固的《汉书》最为著名。全书纪、表、志、传共一百多篇，作为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史学上的一个创造。尤其是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是《史记》所没有的，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典章制度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在洛阳完成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与《史记》等公认为中国最好的正史资料。

此外，在哲学上，王充的《论衡》，许慎的《说文解字》、贾谊的几十篇作品、班固的《二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蔡邕的《郭泰碑》、《述行赋》等等大家之作，更显示了当时洛阳文化之都的风范。

张衡的天文巨著《灵宪算冈论》及其在此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观测天象变化的“浑天仪”、测定风力风向的“候风仪”和测定预报地震的“地动仪”等都显示当时的科学水平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蔡伦的造纸术更成为中国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

东汉诸帝丘陵大多在北邙。汉光武帝原陵（刘秀）在黄河之边孟津白河乡周口村，今已成为旅游景点。汉明帝显节陵，“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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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邙山之中，汉章帝敬陵、汉和帝慎陵、汉殇帝康陵据史书记载当在今偃师高隆乡一带。汉安帝恭陵在今孟津三十里铺村南，俗称所谓“大汉冢”是也。汉顺帝宪陵在“大汉冢”之南，所谓“二汉冢”是也。汉冲帝怀陵在“二汉冢”之南，即所谓的“三汉冢”。汉质帝静陵，则在洛阳东南三十里，上述偃师高隆乡一带。汉灵帝文陵则位于原陵、恭陵对应在的三角地一带，地处北邙的孟津护驾河西南。此外，西汉时期的贾谊、陈平，东汉时期的邓禹、班超等王公贵族、著名历史人物的墓地也选在了洛阳。汉墓是洛阳、尤其是北邙一带重要的文化遗存。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白马寺。白马寺的历史地位实在是不一般，但在太学发达，经学兴盛的东汉，以白马寺为符号之一的佛教、佛学实在是中原思想文化界的边脚料，不大值得一提，但不经意间，却成为中国佛教寺庙的开山鼻祖，成为中国佛学的源头，因此，我们还是记上一笔。中国佛学真正兴盛的时代是在北魏，关于佛教，我们还是在北魏的洛阳再见吧。

北魏的都城洛阳真正是一个寺城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