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考古学者结队到河南寻找夏墟，在偃师二里头一带，根据当地农民提供的信息，在农民经常能碰到瓦砾的地方，进行勘探。一不留神，勘探出了一个夏代早期的都城遗址，甚至挖出一个以“二里头”为标签的文化来。二里头文化是介于龙山文化与商代前期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文化层厚达3——4米，自下而上分为四期，一期有小型墓葬、灰坑、小件青铜器和其它文化遗物，陶器中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磨化黑陶以及棕褐陶。二期有大面积建筑夯土，小型房基、水井、灰坑、中小型墓葬，并有铜刀、铜铃等，灰陶增多，细绳纹为主。三期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中小型永恒基址，制陶窑址，水井道路和灰坑等，陶器仍以灰陶为主，但火候较高，质地坚硬，以粗纹为主。四期有房基、中小型墓葬、灰坑和陶窑等。

值得注意的是，三、四期期发现的1、2号宫殿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大型宫殿遗址。二个宫殿都是由正殿、庭院、廊庑和门道等单位建筑组成，建于夯土台基上，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我们能追溯到的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版本。以后的宫殿甚至到了北京故宫也只是在这个版本上升级、扩张，而没有脱离其基础。一号宫殿位于遗址的中央，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殿堂基座东西36米，南北25米。南北各有九个柱穴，东西各有4 个，都是以大卵石为柱础。每个大柱础的外侧附衬两个小柱穴，以此推测是支撑殿堂挑檐的柱穴，并推知这是一个面阔八间，双开间的四坡重檐式大型建筑。殿堂正面七十米处是宫殿大门，台基呈斜坡状，上排列九个柱穴，以此推测为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廊庑从大门两侧沿台基周边环围殿堂。有用卵石铺成的甬道，并发现有用陶器制做的排水管道。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填补了考古学上夏文化的缺环，对夏代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在我看来，二里头的发现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夏文化的区域；二是夏朝的国家形态；三是或为夏都斟寻的重要线索。

首先是夏文化的区域。夏人的活动区域西自豫西、晋南，东达鲁南，南接湖北，北入河北。而其活动的中心则在河洛地区。夏朝就是从这里把统治势力伸向四面八方的。^[1]以后的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类型普遍存在于豫西陕县到郑州、晋南到登封等地。而且与二里头遗址一样，这类文化的堆积都非常厚，说明人们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每个考古分层都有其不同的具体特征。这同传说中夏代的活动中心大致相符。《水经注·颖水》引徐广曰：“河南（即今洛阳）、阳城、阳翟，则夏居也。”《逸周书·度邑》中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居。’”[2]王国维认为：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3]钱穆先生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夏人则起于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4]而其中心活动区域则在嵩山南北、河洛一带。[5]《国语·周语》中有“崇伯鲧”的记叙，[6]崇即嵩，大禹父子及后代当在此一带活动。

其次，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一个有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说明夏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即所谓的阶级社会或国家社会——城市的存在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城市是王权的标志，城市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的出现。历史就是这样的逻辑。

村落与原始的城池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其内在的差别却是本质的。刘易斯·芒福德形象地把原始村庄比作一个未受精的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盘，它还有待于一个雄性亲本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才能进一步分化，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7]城市是受了精的卵，而这个精就是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的产生带来了所有权的问题，诱发了争斗，部落首领在竞争和冲突的过程中，凭借有利的地位，以暴力手段占有财富，掌握了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形成集权局面，开始了少数人统治大群人的单方面的统治关系。逐渐地，这种集权形势把粗野的原始酋长改造成了令人敬畏的国王，阶级分化从此产生了。

城市的兴起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环境内将此前处于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状态的许多社会功能聚拢，形成一个复合体。如果没有统一的号令，这样聚拢的顺利实现是很难想象的。在王权制度形成以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对内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进行防御或攻击，有必要建立一个力量据点。在这种动机下，统治者以强制的手段将长期以来处于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社会因子、社会权力动员起来并聚集在由城墙封围而成的“城市”这么一个大容器中，形成以政治、军事或宗教为核心元素的城堡，控制着辖区之内的社会组织并对其活动发出统一的号令。这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时典型的社会运动现象，是城市形成的直接促动因素。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8]

城市在“王权”这只手的直接操作下才得以成型。分析近20多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愈发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城市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不可割断的关系是这个结论最好的注脚。有充分理由认为，王权作为最重要的参变因素在城市的产生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介入触发了远古村落的细胞分裂，生成城市这个新的生命有机体，并且像基因一样主导着城市机体的生长过程及功能和形态特征，构成城市的第一个起步台阶。

夏鲧作城、[9]夏鲧作三仞之城。[10] 《艺文类聚》卷六三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当代学界也一般以夏代为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至于筑城的目的，《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已成共识。再一次佐证了王权是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

二里头遗址已经有城市的雏形。张光直认为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包括这样一些要素：

一、夯土城墙、战车、兵器；二、宫殿、宗庙及陵寝；三、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址；四、手工业作坊；五、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11]

以此分析，二里头遗址基本具备。

第三，二里头遗址或许确立了夏都斟寻的位置，至少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禹都于阳城，后来可能迁都于阳翟（禹县），他的儿子启在那里继位，然后是太康，也就是启的后代“太康居斟寻，异亦居之，桀又居之。” ^[12] 斟寻在河南：“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 [13] 当属于伊洛河之两河流域一带。夏的最后一个国王桀因袭祖先料居伊洛河一带，《史记·孙子吴起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秦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14]

与上述记载相比较，二里头的地望基本相符。不少史学者比对史料与考古发掘认为，今天的二里头遗址即当日的斟寻。[15] 当然，更严谨的结论也许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虽然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了这样一个空间位置，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发怀古之幽思。去还原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故事，并把之纳入我们的《洛阳城事》之中。

夏王朝共经历了十七世，约四百七十多年的时间。

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芬）——芒(荒)——泄——不降——扃——胤甲——孔甲——皋（昊）——发(敬)——履癸（桀）[16]

与这个城池有关从夏禹到少康，以及第十四代的孔甲到最后一代王夏桀。

古之所谓的圣王可能早就有了家天下的想法。禹不一定是最早动心思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早在他退位之前就做了手脚，使他的儿子启能够代替那个有名无实的伯益[17] ，继任王位。

启夺取王位后，同姓的有扈氏不服，启起兵镇压了有扈氏。《史记》记载了这一事件，说启讨伐有扈氏，大战于甘（看来有扈氏也是相当有势力的），战前进行了总动员：“六军的大臣们，我以誓词告诫你们：有扈氏上不敬五行天象，下不重三正大臣，上天因此要斩绝它的国命。”这也成为以后国王讨伐所谓不臣的范本，很霸气，也很吓人，一下使自己站到了道义的至高点。因此，他要奉天命对这些不听话的叛臣进行惩罚，所有的战士都应当履行职责，努力杀敌。努力奉行命令的，就在祖庙里给以奖赏，否则就在社坛杀掉，甚至还要连累家属，该杀的杀，该做奴隶的做奴隶。原始的人们一定很听话，也很害怕，因此，启灭掉了有扈氏。[18]

昔日的同盟，如今成了没有地位的奴隶。

启死后，不成熟的国家制度，使他的五个儿子互相争夺王位，局面一片混乱，新建立的夏朝又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时，东方夷人的一支，后羿乘机西进，取得了统治地位。启子太康、仲康流亡到洛水附近。

后羿是传说中的英雄，曾射十日。尧时，十日并出，尧令后羿“上射十日，下杀猰狳，断脩蛇于洞庭，禽土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19] 传说中后羿是强悍的，英雄的形象，实际上应当是强悍的部落。郭沫若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所谓十日并出正反映着十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同时称王，那毒蛇猛兽也都是氏族的名称。例如，大风可能是居于山东青丘地区的风夷；封豨可能是有仍氏，善乐舞，……脩蛇则是用来称呼三苖的。[20]

后羿可能并没有统治经验，这种劫来之食不是那么好吃的，但他可能仍然像部落首领那样四出游猎，不修民事，于是他的大臣寒浞趁机培植势力收买人心，最终打了个埋伏，在后羿游猎归来时，突然袭击，让后羿自己成为猎物，将后羿和忠于他的族人消灭。寒浞夺取了王位，占有了后羿的妻室。寒浞要比后羿机警些，知道消灭自己的政敌。他知道对他王位威胁最大的还是启的后代，于是攻杀启的孙子相。当寒浞杀相的时候，相的妻子已经怀孕，从墙洞中逃归娘家有仍氏，生少康。少康长大后，管理有仍氏的畜牧。寒浞得知斩草没有除根后，又派人去抓少康，少康又逃到了有虞氏。有虞氏是舜的后代，舜的后人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给他一成之田，一旅之众。少康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报仇血恨，恢复夏朝的准备。与此同时，寒浞的统治并不稳固，后羿和他在发动政变时，夏的一些贵族乘机逃出，通过各种方法，组织了反政府武装，特别是有一个叫靡的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于是少康以王子的身份和旗帜与靡等原夏贵族结合，最终打败寒浞，恢复了夏朝的统治。

从太康、仲康流亡到少康重建，中间经历了二三代，约四十年的光景。

从相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船山关于古代王国判断的正确，而所谓的王朝的统治并不那么深入，国家形态并不那么完整。因此，相得以在不同部落之间流动、生存。

古之天下，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哉焉，治异政，教异尚，刑异法，赋敛惟其轻重，人民惟其刑杀，好则相昵，恶则相攻，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尧舜禹汤旨能易也。^[21]

少康以后离开了伊洛河一带，也许他不愿意在这个伤心地方，在这个他的祖辈、父辈丧失王位与性命的地方，在这个也许存留有后羿、寒浞势力的地方继任王位，于是迁都他处。但过了七代以后，他的后代孔甲又回到了伊洛河流域。孔甲是个不理政事的国君，如同明朝的灭亡根于万历年间一样，夏的灭亡根源于孔甲。^[22] 他在首阳山一带打猎，迷路入于民室。《史记·夏本纪》说他至利于发展宗教事业，所谓专喜鬼神迷信之事，但却好色，他不知道宗教是不能好色的，好色就似乎就心不诚，糊弄鬼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夏王朝的统治衰败，诸侯叛离。史书上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夏朝毁于夏桀，而源头或真正的责任人应当是孔甲。孔甲死后，他的儿子夏皋继位，没有迁都的记载，居于孔甲旧地可能性很大。死后也葬在洛阳附近的崤山。^[23] 他的儿子夏桀继位。夏桀之都则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史记·孙子吴起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秦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24] 按其地望分析，似是二里头遗址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