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族不止姜嫄一个杰出的女人
(2014-01-15 21:56:17)分类: 平说西周 |
周族的女人貌似很了不起。因为《列女传》,不仅人祖女神姜嫄榜上有名,周初的三个女性都位列其中。这三位女性一个叫太姜,一个叫太任,一个叫太姒。太姜是古公的妃子,太任是文王的母亲,太姒是文王的夫人、武王的母亲。那么,这三个女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第一个女性太姜,听名称我们知道她是姜族的女儿。太姜是古公亶父的妃子,太姜不仅贤惠,而且非常聪明,深得古公亶父的敬重。太姜与古公亶父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雍仲,三子季历。由于太姜的培养,三个孩子和睦相处,都很贤能,尤其老三季历不仅贤能,而且是一个优秀的二传手,什么二传手?家庭优秀遗传基因和王位的二传手。因此,培养一个优秀的接应二传是多么的重要,在球场上,我们只看到主攻手的风光,好的扣球看上去真过瘾,但是没有优秀的二传,这些主攻只能是没有炮弹的大炮,只能当摆设。当然季历所以能成为优秀二传手,很大一部分的功劳要归功于太姜和亶父为他选的“三好”媳妇。这个“三好”媳妇就是振兴周王国的第二个女性太任。要么说,军功章上有娘的一半,也有媳妇的一半。太任来自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原,是殷商王朝挚国(今天河南省平舆县)的女儿,按照现代遗传学的理论,母亲的素质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母壮儿肥,实际上不只是母壮儿肥,在孩子的智商方面,母亲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就遗传而言,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力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有所侧重,总的说来是母亲大于父亲。换言之,聪明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大多聪明,男孩子尤其如此。为什么呢?澳大利亚科学家最近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人类与智力有关的基因主要集中在X染色体上,而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男性只有一个。当然父亲的影响也很大,在性格方面,父亲大于母亲,性格的形成固然有先天成分,但主要的是后天影响,比较起来,父亲的影响力胜过母亲,这是科学家的最新研究结论。母亲的智力在遗传因素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文化方面,母亲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所以后来很多少数民族那么些马上的英雄、未遂的英雄、山寨的英雄、甚至那些狗熊们都非常愿意迎娶中原汉族的女人。除了荷尔蒙的因素以外,文化之美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发达地区一定能给以一种文化之美。太任就来自文化来超过周人的文化发达地区,甚至有野史记载说,她的家族与商王有姻亲关系,她的姐姐是商王的太子妃。太任的姐姐嫁给了商朝的大王。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对于商朝的大王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丈母娘,每天都入洞房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这些没有更详实的史料佐证。我们只能说,太任是任国国君的女儿,是商朝贵族的女儿,又来自文化发达的中原,因此带来先进地区的文化。有史书记载说,太任非常重视教育,尤其注重胎教,因此,她一下赢在了起跑线上。刚有身孕,她就非常注意日常生活,目不视邪恶之色,耳不听靡靡之音,不大声说话,不侧身睡觉,不单腿站立,不靠边而坐,不吃有异味的食物。东西切得不正不吃,席子摆放的不正不坐,当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太任坐在舒适的席子上面,让乐师吟诵优美的诗歌、听智者讲那美好的故事,终于在上厕所的时候生下儿子姬昌。姬昌生下来就很精英,按照《帝王世纪》的记载,姬昌不仅长得高大,龙颜虎肩(眉),四个乳头。这在今天看来又点变态。但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是普通人,这一定是变态,而对于圣人,则是上天给他的标记、给他打上的符号。所以按照文人的说法(东汉王充在的《论衡》):黄帝的面貌长得像龙,颛顼的头上长的有角,帝喾的牙齿连成一片,尧帝的眉毛有八种颜色,舜帝每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皋陶(传说他是虞舜时的司法官,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的嘴像马嘴一样,大禹的耳朵有三个孔,汤的胳膊上有两个肘。上面这些人都是伟人、圣人。周文王也是圣人,因此,周文王有四个乳头也就不奇怪了,不仅周文王是这样,周武王也不一般,他的眼长得位置特别靠上,甚至不抬头就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太阳,他的另一个非凡的兄弟周公旦天生是驼背,而周公的粉丝孔子,我们的文化大圣人,生下来脑袋中央是凹下去的。因此,以此类推,君主贤臣,身有异象,所谓长得非典型是正常的。对他们来说,非典就是正常,就是标志,如果他们长得正典反倒不正常了。的确,正典是对女孩子的要求,不是对男人,尤其是圣人的要求。
因此,果然,姬昌生下来必须特别聪明,闻一识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古公特别喜欢这个孙子,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家族将会在姬昌的身上兴旺起来。这摆明了是要把王位传给姬昌。要把王位传给姬昌,他的父亲季历必须做一个接应二传,先继承王位,再传给姬昌。但季历是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按周族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传长不传贤,嫡长子是的合法的继承人。但这次,为了部族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古公怕是要打破常规,改革创新了。长子太伯、次子雍仲心知肚明,两人很有谦让的古风,知道古公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给姬昌,于是主动让贤,两人一合计,觉得姬家积了多少年德才培育出这么一个优良品种,得,咱别在这儿碍事,咱们走吧。于是一块儿玩失踪,根据《史记》的记载,两人以采药为名离开周原,然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从陕西一口气采到了江苏无锡一带,在长江的入海口附近、太湖之滨定居了下来。后来又到了常熟的虞山,我小的时候在老家常熟上学,并不知道虞山的来历,后来才知道,它是有出处的,跟虞仲有关系。太伯和雍仲到那里以后,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生根开花。一个标志就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剪掉头发,在身上刺上花纹,把自己打扮得跟当地的老百姓一样。这种混同于当地百姓的行为是一种背叛行为,关键是在周人看来,剪发文身是一种变态的行为,也是一种变节的行为,只有遭刑罚的人才断发文身。而泰伯、雍仲这样做,摆明了是彻底放弃了周国君位的继承权。但是,为了家族的革命事业,他们甘让王位玩失踪。
这是一种说法,如果我们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解读,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古公进入了周原,也就进入了商王朝的视野,或者说进入了商王朝的版图,商朝是个大国,号称大邑商,周人经常受到野蛮人的侵扰,因此,有投靠大邑商、找靠山的想法,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所以,要密切联系领导。而在古代,在讲血缘的周人来说,最好的联系就是建立姻亲关系。因此,古公向商王朝请求赏赐婚姻,商王答应了,当然门档户对,找了一个贵族的女儿与周人成亲,对商王朝来说未必不是好事。而古公既然与大国建立了婚姻,那么,大国女儿的孩子,具有殷商王朝血统的孩子自然应当继承大位,否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迎娶太任的季历即位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上面说了《列女传》中的两个女人,第三个女人我们在后面再讲,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女人的工作原理或者说发挥作用的模式。这两个女人乍一看,没起什么作用,但仔细品味,会觉得他们好像作用不小,属于润物无声的那种。这成为后来中华文化对女人的定位,这个定位实际上就是制造好女人的模具,这个模具归纳到为一个特点,就是贤妻良母型。不按这个类型生产女人,大多是次品或废品,偶然有花木兰、杨门女将这样的女性,而这样女性,一是让男人无地自容,二是极端的非主流。主流的标准,所谓女人的规定动作是贤妻良母型的。所以,我们说周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之巨大,甚至有人说,中华文化就是周文化。在商文化中,女人的作用和颂歌是不一样的。商王朝也有一个非凡的女性妇好,妇好是商代一位很有成就的帝王武丁的妃子。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记载,这个女人可不寻常,她多次带兵出征,北讨戎族,南伐夷国,南征北战,屡见奇功。有一次,武丁征巴人,妇好设伏兵,巴军中伏,为妇好所歼灭。卜辞中还有妇好带领所属三千军兵和其他士兵一万人征伐羌国的记载。妇好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出土的妇好所用的象征王权和军权的两把铜钺,每把重达八、九公斤,说明妇好的确不一般。妇好曾多次主持各类的祭祀活动,一个女人主持祭祀,这在周朝是不可想象的。武丁封给妇好独立的都邑,并经常向鬼神祈祷她健康长寿。然而,妇好还是先于武丁辞世。妇好死后,有独葬的巨大墓穴,享受独祭的隆礼,武丁每有军事行动,常通过祭祀祈祷妇好在天之灵助战。这即使在商朝也是少见的。而在周朝以后,则是基本不可能出现的。经过儒家的倡导,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成为中国女性的典范。
目前广义胎教观念,即为促进胎儿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育成长,确保孕产妇能够顺利地渡过孕产期所采取的精神、饮食、环境、劳逸等方面的保健措施基本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狭义胎教观念,即针对胎儿各感觉器官的发育成长所采取的信息刺激,是否能促进使胎儿大脑机能、身体运动机能、感觉机能及神经系统机能的成熟,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母亲听胎教音乐、看漂亮人物的图片能否影响胎儿?图片在母亲眼底的成像是以什么信号、经过怎样的路径传达给胎儿的,这些问题还没有人能够回答和证明。
因此传统的胎教观念既有被现代科学证实的,也有被现代科学伪的,还有现代科学无法证实的,而说妇女怀孕时,感触的东西善,生下的孩子也善,感触的东西恶,生下的孩子也就恶。所谓目不视邪恶之色,耳不听靡靡之音,这些胎教更像是妇女的道德规范。无论怎么说,中国传统论确信胎教的意义。唐朝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孕妇在孕期“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这样生下的孩子善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慧,不得病。周文王姬昌就是传统胎教成功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