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麻将

　　　　　　　　　古清生

２０世纪有两个大国做了两件大事无功而返，史学家还不愿意回顾，那就是美国在３０年代的禁酒和中国在８０年代禁麻将。美国禁酒是禁得黑酒地下横流呀，酒价暴涨，白酒走私，原来不喝酒的人也好奇加入饮酒队伍，因此只好解除禁酒令。中国的８０年代禁麻将，实是以禁赌条例进行治安处罚的，这令民众非常之反感，因为一家人自娱也以赌博为名捕住罚款，以至于发展起了处罚经济也终于是没有禁住，现在打麻将是正常的娱乐活动。试想，在那文化生活贫乏的现实中，中国人不打麻将干什么？

麻将的平民化，得益于宁波人陈鱼门的贡献。

麻将牌的前身马吊牌原有“公、候、将、相、文、武、百”七个字，传到清朝，清廷的官员认为牌上的“公候将相”有损权贵尊严，须查禁。道光年间，渔民陈鱼门将上述七字改为“东南西北中发白”，中为中正，发为发财，白为清白。与其他的棋牌改革相比，这个原为防止清廷查禁的改革，却是将麻将哲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既然没有了“公候将相”的字样，也是四人同坐一桌机会平等的娱乐，就从牌面到娱乐规则都平民化了。

认真研究一下麻将，中国人也是够惭愧的，既然有三亿人玩麻将，可是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麻将研究所，没有一个麻将博士，没有一个麻将教授和讲师。诺之金文化研究者认为，这是精英文化对世俗平民文化的抑制，草根阶层的娱乐，精英文化只从中找找有没有反骨，如清廷官员对马吊牌“公候将相文武百”忌讳一样，他没有发掘其中有益成分的自觉性。

有一个例子足可以证明精英文化鄙视平民文化的，这便是说中国人打麻将守住上家，盯住对家，卡住下家，宁愿自己不和牌，也不许别人和牌，宁愿让小和先和牌，毁掉那个可能的大和，明确指出这就是国民劣根性。而麻将的辩护士则认为这就是麻将文化的精髓，一家对付三家，三家合围一家，各自为战又互相协调，需要高度调动思维。然而，通观全世界的棋牌球娱乐活动，就知道指责麻将为国民劣根性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是非常没有道理。世界上有哪一种娱乐活动不是攻防兼备的？足球就是不让对方进球争取己方进球嘛。而己方也进球无望的情况下，当然也退而求次不让对方进，如果连这也横加指责，那世界上没有娱乐是可以进行的了。

打麻将带点小彩，这就成为麻将的污点，给麻将批判者以口实，将麻将说成赌具，事实上要做赌具，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的，高尔夫球也是可以做赌具的，为什么没有人抹黑高尔夫呢？是因为这项运动有很高的门槛，常人不得入内，它是在比较一致的层次间进行竟技，也就是所谓成功人士罢。打麻将就没有门槛，它是一种自发性全民运动，所以要抹黑麻将是不愁没有例子的。

        也许麻将太平民化了，参与进麻将的文化也太驳杂，地方性的约定过多，以至一个县有一个县的打法，或者一个县有八种打法，而且它的数不尽的打法中，只在临桌开牌前几人口头约定，这不仅是扩大纠纷系数，主要是它的规矩弹性系数过大，最终无法裁决。比如相棋，它通常是三打两胜，五打三胜结局，这些流通四海皆准之准则使玩相棋的人少是非，惟独麻将，它是由输家叫停，所以无休无止，误己误人。输家扳搬本，而赢家想结束，然而输家扳回本了，那赢家又输了，这是以道德准则代替法制准则的活的标本。

　　然而平民的麻将，历史上许多声名远扬的学者却是离不得麻将的，比如学者胡适喜欢麻将，他著文说：“唯有读书使我忘记打麻将，也唯有打麻将使我忘记读书。”（《方城捭阖》成琦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不过，健康麻将的概念是由日本人先提出来的，日本国内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麻将玩法，一是以公开较量牌技的竞技麻将；二是家庭休闲娱乐麻将；三是赌博麻将。中国麻将的玩法可惜是没有第一种，二三种也不分明，因此就没有上升到体育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