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期的各種資料分析，宏觀政策轉向「二次刺激」的可能性很小，結構調整依然成為市場的主綫。

一、推「二次刺激」 可能性低

2009年第一季，帶動經濟新一輪增長的政府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房地產刺激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在2010年第一季階段性見頂之後，已經開始平穩回落，由於需求回落，企業開始被動去庫存；在去庫存階段，由於供給與需求關係的短期調整，CPI和PPI在見頂之後，會經過一段時期的高位盤旋，從而出現一些疑似滯脹的經濟特徵。因此，整體上這個階段是一個市場的迷茫期，無論是經濟基本面還是資本市場都在等待清晰的趨勢性判斷。正是這樣一種基本情況決定了政策短期內顯著轉向並進行所謂二次刺激的可能性很小，更多的機會還是來自於結構調整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能帶來的機會。

退出政策疊加效應 尚需觀察

目前，多重退出政策所產生的疊加效應或者政策效果仍處於觀察期，這是當前中國經濟判斷政策基調的一個重要前提。近兩個月以來，中國經濟的退出政策已陸續出台：房地產刺激政策的退出、人民幣滙率形成機制改革重啓、節能減排大力推進、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正在推進、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在繼續清理等。短期內來看，這些政策所可能產生的緊縮充分體現還需要時間，多重緊縮性政策的疊加效果的充分體現更需要一個冷靜的觀察和評估期。

為了防止緊縮政策疊加，帶來過度回落，那麼政策的基調可能就是堅持基本的政策方向不變的前提下，通過一些相應的措施，來適當平滑和對冲經濟回落的幅度和節奏，防止經濟回落過程中，出現意外的顯著下滑。最近西部大開發重點專案的推出、着力推動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等，都可以說是這些平滑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總體上判斷，在退出政策的疊加效應和平滑措施的對冲效果充分顯現出來之前，中央政策不太可能出現顯著的轉向，反而是將進一步落實、觀察和評估已經出台的政策措施。

具體來說，信貸投放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政策變數，從趨勢看，2010年的季度投放節奏很可能是以3：3：2：2為目標，考慮到2010年第二季開始啓動的對房地產和投融資平台的規範化，2010年第三季的信貸投放增速可能出現階段性低點，而第四季信貸投放增長的環比則會有相對的上升。

基於對地方投融資平台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的關注，金融體系實際上從2009年下半年就一直在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的貸款等作系統疏理，通過解包和逐一對應，落實還款來源，評估貸款分類，並相應計提撥備。從目前的進展看，預計在年底之前，銀行會完成這一評級過程，可能會對一部分評級下調的少數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的貸款要求增提撥備或者核銷，這可能會對銀行的業績產生輕微的影響，但是考慮到銀行業2010年以來強勁的盈利增長、擴大的利差、以及充足的撥備水平，地方投融資平台的規範化可能產生的影響是當前銀行體系可以承受的，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更大程度上來自於心理預期的壓力。

從政策實施角度看，退出政策的方向很難逆轉；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觀察，在退出政策和平滑措施的效果出現之前，宏觀政策的基調難以出現顯著調整。

二、與全球同步 重整經濟結構

從國際經驗上觀察，在經歷經濟危機之後，國際經濟格局難以重返舊的增長格局，而是要選擇並重新布局產業結構，尋找新的技術進步和增長點，從而為下一輪經濟上行周期開闢道路。

目前各國已經把着力點由大規模的刺激政策轉向史無前例的「以補貼技術開發和扶持代表性的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政策，並積極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推動技術進步。

美研電動車 日谷環保家電

從美國的情況看，在2009年金融危機應對期間，美國就通過「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轉而向電動汽車蓄電池（鋰離子電池）的研究與開發進行大規模的補助，並對購買外接充電的混合動力汽車（混合電動系統和電動機）的相關稅收進行減免和抵扣，同時通過汽車「以舊換新」大力發展低耗油汽車。

日本在實施了應對危機的金融穩定政策之後，根據「產業活力再生修正法案」，通過日本的政策性銀行，加大對環保汽車和環保家電的支援，並設立專門的產業革新機構對環保能源和生物能源等領域的創新研究與開發，進行大力扶持。

在法國，目前已設立了所謂的「戰略投資基金」以及「創新投資基金」，向宇航、海洋風力發電等環保汽車提供融資和產業補助，另一方面向生命科學、資訊通訊技術和低碳製造部門及企業進行出資或者提供債務保證，以扶持這些企業的發展。

可持續復甦 推新興產業

德國則通過「經濟基金」提供信用與融資保證、以及購買新車補貼，大力培育海運和電氣汽車等。

由此可見，許多發達國家正緊緊把握金融危機之後的重要時間窗口，對諸多新興產業和技術，進行前所未有的投入，這是未來全球經濟走向可持續復甦的根本保證。

目前，關於中國勞動力供給狀況，談論最多的是「人口紅利」的消失，然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卻容易被忽視：所謂的「人口紅利」消失側重於人口老齡化和低端勞動力供給減少所引起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同時這種人口結構的轉換也為促進居民收入的上升和消費的增長提供條件。

「人口紅利」消失 以高端勞力轉型

另一個問題，則是高端勞動力供給的日益增多，為經濟轉型提供人力資源的條件。從區域結構看，在沿海地區遇到高勞動力成本和高要素價格等壓力下面臨轉型壓力時，中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提供了廣闊的腹地和迴旋的空間。

從勞動力供給結構上看：其一，20至65歲之間的工作人口在未來10年必會在達高峰後，明顯下滑，特別是35至55歲之間的核心工作人口下滑的幅度與速度都將較快；其二，低端勞動力供給將持續減少，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並進入低附加值的簡單加工製造業，為其提供大量的勞動力，然而在經過20多年的轉移過程之後，目前低端勞動力已日趨減少，預計將在未來不長的時期內就可能達到拐點。

其三，與低端勞動力的減少相對應的是高端勞動力的供應持續增長。2005年以來，中國高等院校的畢業生已累計超過2,000萬人，每年的在校學生也達至2,000多萬人，這意味着每年都有近5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總體看來，中國經濟面臨的約束條件一方面是低端勞動力的持續減少，另一方面是高端勞動力的持續增加，過去那種過度的投資依賴與重工業化進程必須要得到轉變。

基於這種認識，中國經濟在危機之後的政策「動態調整」應致力於對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給予前瞻性扶持，同時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和升級，並且通過放鬆管制來激發市場的活力，推動區域的均衡化發展，加快城市化的進程。

三、需防「超調」效應 清晰轉型方向

基於中國經濟現狀和全球復甦分化的大背景，中國經濟金融政策的重點應從2009年應對危機時期的超常規寬鬆政策，平穩回復到2010年的正常化的宏觀金融政策。應當防止內、外退出政策的疊加效應，特別是2009年以來政府需求推動的增長動力基本上在2010年第一季階段性見頂，開始進入一個溫和的回落期，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以及人民幣對歐元短期內較大幅度的升值，也可能會對外需形成一定的衝擊，要防止內部的政策緊縮和外部的需求回落的疊加可能導致的增長的超調。

同時，還要防止內部退出政策短期內密集出台可能形成的疊加。目前的退出政策，分別有不同的部門執行，但是不同經濟部門的一個緊縮政策，在累積和疊加之後，可能形成的緊縮力度實際上是難以很快清晰地評估和把握的。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資本市場短期內因為看不到轉型的清晰方向和進展而缺少信心，也在客觀上提醒宏觀政策，必須在經濟轉型的實質進展上，不僅要有大政策框架，也必須要有清晰的、可評估的具體轉型進展，例如保障性住房的具體建設進度要求、城市化推進的主要內容及其進展安排、刺激消費的具體進展和要求、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具體戰略步驟等。只有明確了這些具體的轉型方向，才可能給經濟主體以清晰的方向，從而也會給金融市場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