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中，将诸葛亮描述得大仁大义，在蜀汉朝野归心，对其倾服不已。但是据《严肃的不正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的作者汗青根据史料给力分析，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在蜀汉政权中，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诸葛亮也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汉最强实权的第一人。诸葛亮当时在蜀汉政权内的威势，可以从诸葛亮的属官丞相参军、犍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见一斑。诸葛亮死后刘禅下令全国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不以为然地上疏道：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三国志·蜀书·李邵传》

　　他这话说得非常有趣，诸葛亮在世期间，“臣常危之”，诸葛亮一死，他顿时觉得“宗族得全”，于是一家人“大小为庆”，因此上书劝谏刘禅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国都素服发哀三日，结果被刘禅砍了头。不过砍头归砍头，他的话却透露了不少有用的、值得重视的信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说诸葛亮虽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权势太强，“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以至于“主畏其威，故奸萌生”，这个恐怕正是他掉脑袋的原因，居然说刘禅因为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导致国内奸邪萌生，这叫后主刘禅的脸往哪儿搁。至于说几句诸葛亮的不是，那还不至于要到摘他脑袋的地步，因为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的。据载：

    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于是始从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看看，连大臣们联名上表，要为诸葛亮这个刘禅的“相父”立庙，这刘禅都是再三阻挠，心不甘情不愿的，二人的关系从中当可略见一斑。

　　其次，李邈说诸葛亮一死，他李邈才终于可以“宗族得全”，并且“西戎静息”，于是“大小为庆”，这说明他对北伐不以为然，是反对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像他这样态度的人，在蜀汉政权大小官吏中，是为数不少的。例如诸葛亮亲自点定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两人，对北伐就压根不感兴趣，并且还都一致地长期压制要求北伐的姜维，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继任者蒋琬，十数年内一次也没真正发动过北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李邈的态度，代表了蜀汉政权内部相当一定数量的官吏的想法。这一点，从以下两则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可以知道当时身处社会下层的许多百姓，对诸葛亮的北伐政策也是相当反感的，绝不像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欢呼雀跃衷心拥护的。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

　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这两则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作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延续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因此百姓们对北伐不支持是比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从根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

                     ——《严肃的不正经·权倾朝野的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