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在兵荒马乱的抗日烽火中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和湄潭，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今年十月六日浙大举办了时任农学院院长蔡邦华院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一部分西迁湄潭的小伙伴欢聚一堂，共同缅怀先人，重温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个个满头银发，但精神抖擞，大有重振雄风，欲与年龄试比高的劲头。请看以下镜头：http://s6/middle/590f5aad07ac0f30e8335&690
他们当中包括1941年毕业于湄潭浙大农学院的现年96岁的唐觉教授，现年94岁的葛起新教授和他的夫人90高龄的钱熙教授。钱熙教授是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钱宝琮之三女，她比我们大好几岁，在湄潭已进浙大附中高中，后进浙大生物系，我们不把她列入小伙伴。钱宝琮先生曾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为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小伙伴里年龄最大当属竺可桢校长的第三子竺安研究员、他是1946年浙大回到杭州时考上化学系的，在湄潭上过完整的浙大附中6年，他讲我母亲是他老师，清楚记得第一堂课，母亲用吴侬软语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叫陈绵祥” ，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陈绵祥三个大字。其次是当年到湄潭才8岁，现年81岁的苏德明教授，他是苏步青先生的第三子，曾任复旦生命科学院院长。再次是浙大最长寿的陈鸿逵先生（享年 108岁）的女儿、曾当过玻璃厂厂长高级工程师的陈健宽女士、蔡邦华先生的小女儿中国美院的蔡小丽教授、她这次在会前一天赶制了一幅用甲骨文书写的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词句条幅赠送给浙江大学；接下来是贝时璋先生的小儿子贝德和生于1943年湄潭的本人，生于1944年遵义的当时任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先生的第七女王遵雯等。http://s12/middle/590f5aad4cb898446140b&690
我们一行人到了华家池，这是当初浙大农学院的旧址。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农学院从湄潭搬回杭州，家父蔡邦华也从台湾返回浙江大学，在华家池恢复重建，曾领导规划的“四面楼群，一池碧水”的远景，他亲自督建在池南的品字形的后稷、神农、嫘祖三馆，及附属的温室、西斋、学生宿舍等建筑，在战后艰难的条件下，恢复教学和科研。他之所以命名为后稷、神农和嫘祖，是鉴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化，绝非任何外力入侵所能摧毁的。后稷和神农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历史悠久的农耕创始之神，嫘祖则是传说中神农之妃，教民蚕桑的发明者。农桑代表衣食之本，所以三馆含有深刻的农耕文明承先启后、绵绵不绝的精神。现在 神农、嫘祖二馆还在， 后稷馆已被拆除，大家惋惜不已，希望能保存这些遗址教育后人。我们有的伙伴也曾在这里上过浙大初中，从吴牙巷迁来华家池的校舍华一斎，华二斎已拆除，一个三层楼的教室还在，大家很有感情地重游华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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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在农学院的专家楼、现在的神龙宾馆聚餐，唐觉教授、葛起新教授和钱熙教授也因邀参加。唐觉教授头脑思路清晰，样样事情记得牢，堪称浙大西迁的活字典。他写了上万字的怀念恩师蔡邦华院士的文章，他年龄大，眼睛不好，开始告诉我文章已在脑子里，在越洋电话里一点一点地讲给我听，后来儿子珂健想了个办法，用录音机先录下来发给我，由我整理，我发还他后，但他不满意，又进行修改，
珂健告诉我：“爸爸最近还是很投入的在作修改和补充，我还从未见他退休后如此写文章，原稿改得密密麻麻，我和太太已经连续2个双休日在替他在电脑上改，这几天晚上也在输入，估计要本周末才能完成，原稿前后已打印了3-4遍。但还未从头至尾改完一遍（当然有的部分已改了2-3遍了），主要是有几段父亲不满意重写，我想最快今天半夜给你发过来。”
唐教授的文章内容翔实、丰富，把抗日流亡在湄潭的学习、生活重现出来。他讲竺可桢和蔡邦华是浙大历史上做得最长的校长和院长，都是13年，他们对浙大的贡献功不可没。钱熙教授和我们有的人已经七、八十年没见过面，而且我们当时都是小伢儿，但她居然能叫起贝德的小名“阿德哥” ，这是当时一个会长的名，大家开玩笑加在他头上，后来那个会长不在了，贝德真成了阿德哥。而我仅二岁，她却记得我的小名叫阿胜。她深情地回忆起当初贝时璋先生严于要求的往事，贝老是不能随便给80分的，一次考试，贝先生只给钱熙教授78.5分，离80分差一点，而且讲，这1.5分不能给你加，这已是高分，你买菜占时间多了，参考书看得不够。因为当时家里人多钱少，菜还没有买够，时间到了，赶快回家放好菜，赶去上学，迟到会扣分的，这样就没有多少时间看参考书了。苏德明教授在小伙伴中是大哥哥，湄潭的事记得多，又特别健谈，他和我半个多世纪没见过面，我们却一见如故，我和他家老七是小学同学，可惜苏德新已经故去了，让我和王遵雯不胜感伤，我们另一同学李寿恒先生的小儿子李福遵也不在了。当时浙大，生活、学习条件异常艰苦，但师生关系融洽，学习空气浓厚；各家成员之间亲密无间，相互帮助，以致几十年后相遇仍然像当初一样，大家都说这种现象今后将在中国任何大学里都不可能再出现了。使我猛然理解了在2008年回国去看望二十多年没见的贝时璋伯伯时，当时105岁的贝伯伯为什么给我写的字是“我们是最好朋友，非常亲密。”为什么1983年我出国前在重庆外语培训中心，一时找不到写推荐信的人，冒然给苏步青伯伯写信求助，他马上寄来了信，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这都是因为从湄潭开始各家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亲密无间所分不开的。这次小伙伴们还参观了校史馆，重温西迁历史。竺安在看到母亲张侠魂在泰和去世的照片和遗物时，向我们作了介绍。竺校长为了浙大师生这个大家庭的搬迁奔波，竟顾不上个人的小家。竺可桢校长真了不起，他是个伟大的校长，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例如，当时照明靠的是点灯草的油盏灯；冬天用“火熜”即竹编提篮里的小砵放燃着的木炭，热气暖手暖脚，雨天穿桐油刷过的布鞋当作套鞋，苏德明记得湄潭那边豺狗多，常有人被咬伤的。钱熙教授回忆，她在上高中的三年里，每天为全家买菜，天天一早都和苏步青伯伯碰到，一起到南门买菜，两家都是人多钱少，早上买完菜后再去学校。她还回忆父亲钱宝琮每个学期都要步行到离湄潭20公里的永兴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那时他已经是50多岁，走一半路程，到小茶馆休息半小时，再走下一程路，一路还构思作诗，不以为苦。就是这样，全校师生精诚团结，凝聚成巨大的力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学术上得到蓬勃发展，在湄工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士达45位，其中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代精英，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蔡邦华等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他们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还为贵州黔北以及湄潭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当时浙江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甚至被来访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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