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 持

——陈志泽散文随笔集《沉吟》选读

陈志泽

1973年的一天，我在德化县“革委会”的大院里，遇到县文教办干部老徐。老徐对我说，正要找你，《德化文艺》上是不是有首诗叫《放排》，署名“德化县文艺创作学习班”？我说，是的。老徐说，省里来函查问作者是谁。我吓了一下，还是实话实说：是我。老徐见我紧张，笑说没事，你写封信告诉《福建文艺》就是了。我那首《放排》后来以真实姓名发表在《福建文艺》上。那是我首次在省级期刊发表作品。我在那几年所写的诗皆为民歌体，不晓得是受到谁的影响。在文革期间，民歌体诗歌因为“民族化”还是很有些市场的。我的那首《放排》，后来接到通知被编入全国性的《文革十年诗选》（此书最终未能出版），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之所以吃香，恐怕和它的民歌体以及有些山区生活体验有关系。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但被禁锢太久的文艺终究如同岩石下的小树，硬是要顶出枝芽，于是开始出现文艺刊物。我所在单位创办的《德化文艺》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冒出来的。刚刚创办的刊物稿源不足，除了公开征稿，我这个“主编”还跑工厂、机关、学校，企望从墙报上找到可用作品。《德化文艺》创刊号还是凑不齐稿子，我只好把自己的那首《放排》塞了进去，署名嘛，那时习惯用集体的名义。《福建文艺》那时也刚复办，是否也在张大眼睛四处找稿，拙作便幸运地进入他们的视野。“偏僻山区的一本小刊物，哪位编辑有如此寻觅的劲头！”我当时好惊奇，也好感动。诗发表后不久，《福建文艺》又发来一个通知，要我到福清县参加全省文艺创作学习班，这真叫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业余作者喜出望外！这是我首次跨出山门，进入到一个宽广的文学天地啊。那一次学习班的学员有张胜友、黄文山、叶志坚等人，我与黄文山同住一室。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我所崇拜的郭风、何为、《福建文艺》主编老苗——苗风浦。一进学习班老苗就告诉我写作的要求，说是诗歌组的负责人陈钊淦病了，要过几天才来，你写出来后，可将稿子送郭风审阅。浑身是劲的我，才两三天功夫便写出了一组诗送到郭风老师面前。郭风看了一遍，点了点头说，我看可以。接着便同我随意交谈，询问我的创作情况。他那么慈祥、宽厚、朴实，亲切的目光望着我，我的紧张霎时烟消云散。郭风那时还没完全“解放”。他是戴着“帽子”到学习班为学员们看稿、作指导的。认识郭风，我的诗得到他的首肯，我太高兴了。我准备在福清逛逛就凯旋回德化。可恰巧在这时陈钊淦老师来了。这就是看中我的诗、查我姓名、要我进学习班的诗歌组负责人，高个子、文质彬彬。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听说我已完成任务明天就要回去，他稍事休息之后便看我的诗，很快地就找我。我期望着他的赞赏，他却只朝我微笑，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你的诗……”他斟酌了一下，接着很温和地说，“不很理想。”我完全没有被否定的思想准备，一时说不出话来。“立意比较一般。”他对我讲了诗的立意，接着指着几个地方，心平气和地说，“你看看，比较浅白，形象性和准确性是不是还欠功夫？”“怎么修改？”我强忍着不悦。“再写一些看看。”言下之意很明白，这一组诗不好改了，得丢掉。我差点发火，这组诗可是郭风肯定了的，你陈钊淦就比郭风高明？我很不礼貌地转身走了，回到房间“砰”地关上门，同屋的文友关切地问道：“审判结束了？怎么样？”我嘟哝一声：“枪毙了！”便倒在床上……

被陈钊淦整得好苦呀，我简直无法忍受。“我回去写吧，要能写得出来，我将稿子寄来。”我向他恳求。“不行。”他仍是微笑，但态度明朗，毫不退让。“别急，你能找到好题材、好构思的。”他那微笑有魅力，终于把我镇住。他对诗的讲解不时萦绕在我耳边，令我寻味，令我咀嚼。我冷静了下来，心里明白，我从郭风那里得到了鼓舞，他却给我压力，异曲同工，都寄托着真诚的希望……两天之后我果然写出一首新作。憋足劲而后一气呵成，写得满长的，自觉满意，急急去敲老陈的门。老陈伸出手来把我拉了过去，随即看起我的诗稿。我看到他的微笑逐渐地弥漫到整个脸上：“不错，不错，这一首不错。”我真的可以凯旋了。那天早晨，我这个极少离家的山区“乡巴佬”，早早地要回家去了。老苗和好几位编辑、学习班的文友为我送行。他们直送到楼下大门口。老苗是个山东大汉，可他久久握着我的手，叮嘱我要不断地写……令我感受到一种暖人心胸的关怀，简直如同母爱！

（原载《我与〈福建文学〉》《福建文学》杂志社编200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