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弓没有回头箭

——创办《泉州文学》之忆

陈志泽

1979年，我到外地参加一个笔会，听过几场名家的讲座，深感文艺的春天正在逐渐到来。我这个早在大学期间就办过学生刊物，70年代在山区德化工作期间——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就创办过《德化文艺》的“办刊爱好者”立即手痒痒起来。未等笔会结束，我就抑制不住激动与兴奋给泉州宣传部的领导写信，建议创办《泉州文学》，回来后紧接着又打了报告。我的办刊报告恰逢文艺复苏的时宜，得到一路绿灯的大力支持。

刊物很快就编好了。但那时泉州市区的印刷厂只有泉州印刷厂，因为业务太挤无法接受刊物的印刷，再怎么说都白搭。只好通过关系和晋江县印刷厂联系，得到同意后，赶快把稿件送去，几天后可以校对了，为了快些“下锅”就蹲在印刷厂完成。到午饭时间了，有人挑着碗糕、马蹄酥之类东西到印刷厂叫卖，便买了几块三口两口啃了继续干，直到傍晚才打道回府。

《泉州文学》创办伊始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办刊宗旨。我注意两条，一是特色，头脑中时常给自己发出信号：泉州特色越浓越好。二是培养本地作家，开辟“未名星”、“泉州小说家”、“泉州散文家”、“泉州诗人”等栏目，推出泉州作家，树立泉州品牌。刊物还举行年度评奖，及时奖励优秀作品。1984年夏天，丁玲、楼适夷、秦兆阳、马烽、魏巍、杨沫、陈明、陈登科等著名作家到访泉州。在座谈会上，我向丁玲一行分送《泉州文学》并汇报泉州地区文学创作的情况，令我深受鼓舞的是丁玲特别赞赏《泉州文学》办得有特色，她阐述了地方文学刊物体现地方特色的重要性，鼓励我们把刊物办得更好，更有地方特色。

那时泉州尚未成立文联，刊物由文化局来办，就落到编制在局里“文艺创作组”的我一个人身上。刊物从策划、约稿、选稿、编稿，到组织封面、内文款式的设计，发排、校对以及出版后的搬运、邮发，基本上我一个人干。人手太少工作吃力，每一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知不觉我早年犯下的神经衰弱又缠上了，常常是三更半夜突然想到刊物的事就再也睡不着。大样中好像还有差错漏改，那位作者的稿件还有地方要改，该组织一批重点稿了，找谁谁谁……越想越多。上班后即匆匆骑上自行车直奔工厂，即使是风雨大作，也无法阻拦……刊物在困难中也得到多方的支持和帮助。文化局的同事，文友与作者们的“友情出演”让我感动。本单位的有位干部，他是学美术专业的，我请他设计封面和内页配图，他不但不觉得负担，还因为自己的专业得到发挥而高兴，我向领导提出聘请业余编辑，也得到领导的理解与支持。我记得，先后担任《泉州文学》特约编辑的有数十位。我按时把稿件分发给他们，他们认真选编，按时“交账”，协调、默契，不亦乐乎。我那时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开掘“作者”资源，还真顶用。

开弓没有回头箭。虽说是有点“穷过度”，刊物倒还是办的顺畅。1987年，中宣部新闻出版局一行到我市检查报刊整顿情况，《泉州文学》无疑将接受一次严格的审查，决定前途与命运。我那天被通知向检查组汇报情况难免紧张。但我的紧张遇上了他们的和蔼亲切就风消云散了。这一次检查成为《泉州文学》1988年被批准公开发行、获得刊号的重要环节和依据。十年磨一剑，《泉州文学》经历十年的磨砺与考验取得了正式刊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谁会想到，刊物拿到正式刊号，却办不下去。

1987年5月23日，泉州市文联成立，我从文化局调任专职副主席，《泉州文学》也 “调”了过去，改由市文联主办。1989年6月10日，经泉州市编委核定《泉州文学》编辑部为科级事业单位，泉州市委宣传部任命我为编辑部主任。很长时间当着“责任编辑”、“负责人”，后来挂了个“副主编”，都是“口封”的，没有实际“名分”与待遇，现在有了，应该高兴吧？我却感觉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只是，一种下了红头文件的庄重与信任让我觉得责任的分量。偏偏刊物改由文联来办以后，财政下拨文联的经费当中没有专项的办刊的经费。刊物眼看着就要停办。当时有一种说法：有饭吃就不错了哪有办法吃菜？意思是：能保证大家的工资和一点办公费用已经很不容易了，政府有困难，不可能多花钱，事情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谁也不怪。这不等于刊物要半途而废？绝对不行！我是《泉州文学》的直接负责人，如何挽救局面首当其冲。我想起以文会友，觉得可以试试。我为企业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为泉州籍海外华侨写过反映他们创业事迹的文章，取得他们的资助，有人开我的玩笑：“高级乞丐！”乞丐就乞丐吧，还是高级的呢！刊物能办得下去就好。

《泉州文学》坚持出刊了，但显然还是摇摇欲坠，我利用市政协委员、文史委副主任的身份在“两会”期间写了一次关于落实《泉州文学》办刊经费的提案。接着又向财政写了一次措词较重的报告。渐渐地《泉州文学》的办刊经费有所增加，生存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得以正常出版，逐渐成为全省一家引人注目的地市文学刊物。

从《泉州文学》的创办到取得正式刊号，到稳步发展，我一干就是25年，直到退休才向它挥挥手“拜拜”。回首往事，我唏嘘叹息而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