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9/middle/58f8d56ag999f0cef2e68&690兵甲富胸 （关于《涑水记闻》的笔记【十】）" TITLE="忧乐观天 兵甲富胸 （关于《涑水记闻》的笔记【十】）" />          忧乐观天  兵甲富胸
                           ——关于《涑水记闻》的笔记（十）

认识范仲淹其实就是从《岳阳楼记》开始的，教我们国语的周老师每每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总是不免摇头晃脑作深思状，似乎沉浸在一种我们不知所云的氛围之中。不仅如此，就是在上其它篇幅课文的时候，周老师也会偶尔喊起一位同学站起来，突然说“你背一下《岳阳楼记》”。终于某一天，他叫上了我。而我对即兴发言和背诵之类的行为天生愚钝，慌乱之下，我把这句千古传颂的绝句背成了“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了。同学们哄堂大笑，周老师勃然大怒，罚我在教室门口整整站了一堂课·····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却对我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从被周老师罚站那天开始，到我随后参加工作的文艺界，工厂，学校，新闻界，真的，我总是告勉自己一定要心怀社稷，廉洁奉公，勤奋工作，踏实做人；虽然屡屡吃亏上当受骗，但励志已定，终身莫悔！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用一生实践着自己的誓言；然而，就是这篇《岳阳楼记》，也不可避免地使他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从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开始到如今依然不少文章皆称滕子京被贬谪是因为其在任泾州知府期间贪污腐败，到了岳州，仍不思悔改，在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搜刮钱财，借重修岳阳楼之机中饱私囊，为自己树碑立传······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批评范仲淹，但却称范仲淹在泾州案中两次为滕子京求情，又在《岳阳楼记》一文中为滕子京涂脂抹粉，将朋友私情置于国家大义之上。
    当然，滕子京是否贪官不必再论，但范仲淹对滕子京是否有徇私之举呢？
    说起滕子京，在范仲淹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历史上多有记载。范仲淹与他年龄相仿，身世也颇相同；都是幼年丧父，且是在同一年考中进士（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是苏州人而葬于洛阳，滕子京是洛阳人而卒于苏州知府任所。但两人性格却不同。范仲淹行事低调，内敛，而滕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两人交往，始于天圣三年（约1025），当时滕子京任泰州军事推官，负责修筑捍海堰。一日，风暴潮涨，劈天盖地，兵吏皆惊骇逃散，唯有滕子京临危不惧，从容地阻止了欲奔离海岸的兵民，晓以利害，并率先赴险，捍卫了海堤。在现场督工的范仲淹对滕子京表现出的惊人魄力和才干深表佩服，遂成莫逆之交，直至终老。
    关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否在为滕子京涂脂抹粉这件事？欧阳修在《与滕待制子京书》已经说得很明白，他称滕子京“去宿弊以便人，兴无穷之长利”；而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更加称颂“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可见，“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绝非范仲淹虚构。至于说滕子京借修岳阳楼敛财一事，主要见于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而司马光又是听王拱辰说的。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王拱辰恰恰是和范仲淹有过激烈交锋的另一保守派。他们的记载有几分可信呢？巧合的是，关于滕子京在泾州“贪污”一说也出于此。仅凭《涑水记闻》中的两条记载，就用来做证据颠覆范仲淹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形象，恐怕有点轻率。至于说滕子京在泾州贪污的事，《续资治通鉴·宋纪》中已有定论：“（使者）燕度勘到滕宗谅（即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可见，此案在宋代就已了结。而且此事是有政治背景的：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向仁宗上奏十事，推行“庆历新政”。此举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其极力反对，泾州案就是他们用来攻击范仲淹的阴谋之一。

冯玉祥将军曾经给范仲淹提过一副对联：兵甲富胸中，纵叫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观天下，令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这副对联对于范仲淹来说是最恰如其分了。范仲淹不仅仅是文学家，他的另一面还有着不为人所熟悉的称号——军事家。

范仲淹在历史上有一个临危受命赴边陲的记载：宋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继位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自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高举“反宋”旗帜以后就做起了“千秋帝王梦”。李元昊继位不久，便改姓”嵬名“，自号“兀卒”筹备建国，并在宋夏边境陈兵十万，不断挑起事端。1038年李元昊称帝改国号为大夏，从此西北边境形势恶劣，烽烟弥漫。1040年李元昊突发大兵攻宋，兵围延州，三川口一战宋兵大败。面对岌岌可危的西北战场，宋仁宗下旨毅然命范仲淹为陕西沿边四路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范仲淹到了延州以后，看到延州战乱不堪的凄凉景象，感概万千，面对着这片断壁残桓，范仲淹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老先生就因为这首词赢得了宋词中绝无仅有的一个流派——边塞词派的美誉。

范仲淹来到延州后,认真选拔将才，不拘一格将小兵出生含发死战的狄青提拔到将军的职位；而狄青也不负众望，带领宋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就因为这次战役的成功，使宋朝转危为安。戍边数年，范仲淹名重一时，羌人尊他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他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

在宋代历史上,范仲淹无疑是以刚健有为、独立不惧著称的。宋人对此多有评价,欧阳修评论他“登朝与国论,每顾是与非,不顾自身安危。”宰相富弼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称赞他“立朝益务径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称论范仲淹“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宋人这些评论,恰恰是对范仲淹不惧权势、刚健有为人格的概括和总结。

范仲淹（989年—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皇祐四年） 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范仲淹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才当上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在《涑水记闻》卷十中有一篇《范仲淹论朋党》，直言不讳地与皇上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位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与国家何害？”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论述，道出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君子是真朋，小人是伪朋。从本质上说明了小人无朋。这一点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朋党之说。而这一切，都理应由当领导的去认真鉴别了。这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委实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

我以为如上是说！

                                       2011年1月11日于上海阳城休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