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语言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转载） 

                                                      　
　　　 　　
                                  一、引言　

　 　　
     以鼓楼、风雨桥和干栏民居为代表的建筑工艺和以大歌为代表的音乐传统是侗族文化的标志性元素。从八十年代深圳锦绣中华民族园的建立开始,侗族建筑逐步登上了中国民族建筑的中央舞台,成为中国最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代表性建筑元素之一。侗族音乐近年来更是在国家级文化大赛中出尽风头,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毫无疑问,作为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侗族以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在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深思的是,这些年来,作为文化核心成分的侗族语言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在世居民族传统文化热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许多方面有停滞甚至退步的现象,研究队伍逐渐萎缩,侗语研究人才严重流失。究其原因,客观方面有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因素;但在主观方面,社会各界对于侗族语言资源的价值没达致统一认识,对其在社会和文化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缺乏科学定位。本文尝试从语言及其相关学科和语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系两个角度入手,探讨和审视侗语在相关学科理论研究和创新上的价值,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侗族语言资源和侗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联合“申遗”工作的内在关系。　　　　

                          二、侗语在相关学科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上的价值 　　 　　

    作为侗台(壮侗)语族代表性语言之一,侗语具有本语族共有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结构各方面的特征。在语音上:包括喉塞音、发达的唇化和腭化、元音分长短、完整的鼻音和塞音韵尾、元音和韵尾有较严格的配合规律、声韵调三部分相互制约;在词汇上,单音节词占优势,有两个古今层次分明的大量汉语借词;在语法上,合成词和词组结构里中心成分前置,有丰富的量词,在量词、数词等词类中有丰富的音变现象。　　
    侗语还有许多特有的语言学特征。首先是声母系统的简化程度超前,没有复辅音,也没有真正的浊音。这一点给侗台语言内部各语支和各语言之间的相互比较、探寻侗台语语言演变趋势提供了丰富的的资料和宝贵的线索,比如古侗台语复辅音声母和不同原始声母类别的历史演变和分和途径。特别是关系最近的水语,语音面貌差别很大,可以说是变化过程的首尾两端,因为水语有语族中最为复杂的声母类别,包括三套鼻音、两套浊塞音声母等等,这种表面差异甚大实则关系最近的亲属语言事实为建立语族内语音对应规律、厘清音类归并、标界各语言间的亲疏关系提供了理想的比较实体,早期侗台语族各语支的确立和后期其它小语言如仡央语支语言的系属划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侗语材料的可取性;其次是声调系统的高度发达,侗语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八千多种人类语言中声调数目最多、系统最复杂的语言,吸引了国内外语言学家的广泛兴趣。作为一种后起的语言系统结构特征,亚洲语言声调来源的研究主要通过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语言材料来实现的,特别是有文献记载的藏缅语支语言和越南语等。但声调如何发展,它和声母、韵母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其认识的深化和解答过程主要是借助侗台语言的研究,比如语言学家通过观察亲属关系最近的侗语和水语的声母和声调的差异,逐步还原了其声母合并、声调分化的并行事实:凡水语的送气清塞音、清化鼻音、清擦音及部分边音出现的声调,侗语都分化成了送气声调;侗水和汉语声调系统的对比也印证了声调阴阳两大调类分化的条件和过程。对侗语调类和调型的分析也促进了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声调认知研究。　　
    目前对于中国境内非汉语类语言的研究已经越过早期以描写和记录为主要目标的初阶层次,开始进入全面比较和类型探索的新阶段,比如方言对比、关于音类和声调的实验语音学、语言类型学、话语分析、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等等。侗语以它特有的语言结构特征和地理所处湘西南、黔东北、桂北的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碰撞地带,在这些新的研究前沿和交叉领域同样可以而且正在提供它独特的视角。　　
    语言材料另外一个方面的价值和历史及其文化研究密切相关。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同时它又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语言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知晓古代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迁。嗅体而言,侗台语族语言的材料不仅为探寻侗台语先民的来源和南迁、西迁徙提供了佐证,而且强烈支持其和南岛语可能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在整个汉藏语系语言的系属划分和讨论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侗台语在研究和解释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特别是对于构拟上位的语系和语言集团的亲缘关系时,“侗台语几乎是起着桥梁的作用”。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把这些相关语言分化的时间深度和聚合关系用量化和树形图的方式勾勒出来了,通过各语言之间同源词比例的大小,计算出每一个语言和其它相关各语言之间分裂进化的具体年代,比如侗一水大致是六百年前才分离的,侗一仫佬/毛南为八百年,侗—壮/布依为一千四百年,侗—傣/泰,老挝,临高为两千年,侗—黎为两千六百年,侗—南岛为三千五百年,侗—汉藏为六千五百年(王士元　邓晓华2007),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互为借鉴。正是这种多语种、跨学科的研究让我们_步步向事实和真相靠近。未来的研究趋势是多方言、多语种的比较和多学科的交叉,作为连接东亚和东南亚人群和文化桥梁的侗台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侗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侗语是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核心成分 　　 　　

    上述关于侗语的讨论都是从其与语言学研究和相关学科理论和创新的关系来开展的。作为数百万侗族人民的母语,侗语不仅是侗族社区交际的最主要工具,承担着信息的传递,维系着社会各成员之间以及社会各环节之间的衔接和运转,是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所有其它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和传承的媒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含语言本身),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大部分。如果说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性和重要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较晚才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的话,那么语言资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功能、性质、价值和地位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定位和肯定。语言资源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工作目前主要着眼于濒危语言的定义、记录、研究,以及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对于作为交际工具的人类语言和社会各层面、文化各部分之间的连接论之甚少。本文在此以侗语为例,说明语言系统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资源,如何支撑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生态,并构成完整的语言资源,串珠文化体系各部分,特别是非物质文化各部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广义的侗族语言资源包括语言学意义上的侗语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内容和形式,比如传统的侗族民间文学;狭义的侗族语言资源仅包括前者。　　
    侗族的传统文学形式种类繁多,色彩纷呈,但都和侗语的语言结构本身有直接关系。杨权、郑国乔(1992)把它分为六个大类,即:(1)侗歌;(2)款词和白话;(3)神话、故事、传说;(4)侗戏;(5)谚语;(6)谜语。可以看出,第三类的神话、故事、传说对应了上述论到的口头传说。侗族历史上没有自己成体系的文字传统,民族的历史、迁徙、生活事件和文学的传承完全依赖口耳相传,说语言是侗族口头传说的最重要媒介和管道丝毫不为过。　　
    侗族表演艺术涵盖侗歌、侗戏、款词和白话等第一、二、四类。这些艺术类型的实现及其特征依然离不开语言,比如大歌的韵律结构及其唱腔的形成就和侗语丰富的声调表现息息相关。侗族民歌短则四行,长的可达上千行,虽然长短不一,歌行音节数目悬殊,但都讲究整齐和谐的韵律,比如行数一般为双,每行音节数一般为单,具体数目可以灵活多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侗歌用韵要求及其严谨,侗语称之为oul nyoux “钩钮”,即连环锁之意,是侗歌具生命力的内在素质,有正韵、勾韵和内韵三种形式。可参考杨权、郑国乔先生整理出来的著名的二十四大韵,归纳和揭示了侗族民歌内在的韵律结构。　　
    二十四韵的语音结构特征鲜明,第一个音节都用低平调即第二调字来代表,第二个音节都用高平调即第一调字来代表;两个音节的韵母除有的介音有细微差别之外,都完全相同;声母相同或者发音部位相同或相似。这有几点启示,一是侗语的声韵调数目基数大,榕江侗语有十五个声调、三十二个声母、五十六个韵母,理论上可以有两万多个音节,当然由于声韵调配合规律的限制,实际没有那么多,榕江有只有2258个。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理论值是21×35×4=2940,不分四声只有400多个音节,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所列的音节表统计,包括37个轻声音节(含方言轻声音节)在内,共有1332个。普通话带调音节(不包括儿化音节)约1250多个。此一数目比较提示,侗语数目可用音节数目相对庞大,为侗歌的押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可选资源。所以侗语词汇到现在为止还是以单音节的为主,原有语言结构能够提供足够的具有区别特征的可选择音节,大部分双音节和多音节例子都是借词。与之形成对照的,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特点就是双音节化的大幅扩张,汉语韵律词在长度上存在“二常见、三可容、一四受限”的特点。单字词很难单独构成一个韵律词,它通常需要跟与其相邻的词语一起组构成韵律词,在ASCCD朗读语料库中,单音节韵律词仅占韵律词总数的8.9%(2864/32198)。现代诗歌在平仄、双声叠韵上的韵律要求也放宽了,不像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诗词那么地严格,歌词对于声调基本没有要求。可以推知,一个语言的内部音节结构特征和以韵律搭配为主的诗词歌曲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二是在这些可能的音节数搭配中,侗语的声韵调相互之间有严格限制,比如声调的舒促就和韵尾性质相连、阴阳调就和声母的音类有关,而送气声调的产生则是受声母的发音状况调控。韵母数目是声母的两倍还多,这暗含在所有允许的音节中,声调和韵母之间可以结合的频率要远高于和声母之间的结合。与之相随的侗歌韵律表现就是声母部分的双声相对宽泛,而以叠韵和平仄为主轴。这从二十四大韵中只有三个双声,而全部要求叠韵、声调高低——对立得到完全体现。三是对于声调丰富的语言,在歌曲的演唱和理解上难度相对要大,因为音节原有的音高和音乐的音高交叉重叠,大大减低了语义的可识别性,音乐的音高覆盖了语言原有音节的高低,从而导致成句和成段的语义认知必须更大程度依赖上下文和语境其它因素的帮助才能达致,有时甚至非得看歌词才能明确。英语等无声调语言就很少遇到这个问题。侗歌押韵类别和方式的极大丰富和侗语音节结构特征相关,同时也和语用普遍目的的实现高度统一,正是通过连续歌行之间内在的语音特征链接,原本由于乐曲高低而被覆盖掉了的用于辨义的声调功能,得以借着点缀其间的大量正韵、勾韵和内韵等得着最大限度的恢复,从而使听者能够理解或者大致理解。第四是相同或者相似语音特征的有机使用大大增加了歌词作为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款词中的抑扬顿挫和歌曲中的首尾相连、上下嵌合就是一个明证。第五是对于创作者而言,要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大众接受并流传下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朗朗上口,优美动听,易学易记;对于业余表演者而言,在没有文字帮助的条件下,要向记住成百上千的歌行,单纯依靠记忆显然成本太高,歌行之间内在的语言特征链接极大地减低了他们这方面的支出,是浩瀚侗歌传统曲目得以世代相传的内在因素之一。
    侗族各种各样的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同样离不开侗语。北部方言的白话不仅是侗族民间文学代表形式之一,而且在婚丧嫁娶、建房和其它文化程式中起着重要作用,南部方言婚恋中的对歌、风水先生丧葬仪式上的用语、祭祀的呼喊和春节时期的讲款,不仅都是通过语言和程式的结合来完成,而且还是决定其民族和地域特质的关键成分。换言之,这些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之所以是有侗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是因为它们是通过语言和程式的相互交融变化,为整个社区的文化要求服务。我们可以想象,节庆和礼仪中使用非侗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其性质是否仍然是侗族文化事项,就大大值得商榷了。此外,侗语在侗族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的技能实现过程中的作用类似于在侗歌传承中的关作用,须臾离开不得。不同的是,这类知识的获取及其传递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以老传少,持之以恒,点滴汇聚而达致的,和具体的某一语言结构特征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直接的联系,而是和语言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相关。　　
    总而言之,所有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起、发展、传承和实践都和侗语有内在的关系,都必须通过口传心授才能得以延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侗语不仅在履行其社会交际工具的最主要功能,而且其自身的结构特征深深影响了其它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形式和实践。正是语言这一看不见的资源把各个部分无形地串接在了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侗族丰富的、具有鲜明侗族特色的侗族文化。语言及其相关资源无疑是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核心成分。
　　 　　
            四、侗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联合“申遗”问题
　　 　　
    由于受到过度商业化、快速全球化、文化冲突、不受控制的城镇化以及乡村的衰落的影响,和我国及其世界各地许多民族文化一样,侗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日益受到威胁,特别是城乡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青少年人口单向流动、公共电视的普及,给侗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本节的重点不在于提供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申遗”完整思路和计划,而在于审视侗族语言资源在这一工作中的特别地位和作用。　　
    如前所述,侗语是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保护好侗语及其相关资源就是保护了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侗语从使用人口和使用社区来说,现在还不是一个高度濒危的语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侗族村寨外出务工人口的逐年增加导致社区空心化现象严重。侗族青少年大量使用汉语和当地汉语方言,而留守的留守老人和儿童由于代沟、父母亲不再身边、电视时间大量增加等原因,在侗语语言的使用频率、场合和使用方式上,和传统母语者的习得过程有了很大的不同。相应地,其它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的实现和传承也受到极大的冲击,有的仪式和活动不得不简化甚至取消,像样的节庆难觅踪迹,更不用说那些需要手把手教传的工艺技能代际相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依附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就不同辈分的社区成员借着共同生活空间和实践活动,通过语言这个媒介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世代相授来说,侗语已经是一个濒危语言了,社区人口的年龄断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最大的、潜在的、极具破坏性因素,需要引起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随着政府和普通社会民众对其价值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保护、发掘、研究、宣传和振兴的积极性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行业、地方、民族和其它方面的原因,对于某些遗产的归属产生了争议,对于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给实际的工作带来困扰。侗族地区也不例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语言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以成为一个超越地区、整合各方力量的积极因素。世界不同语言没有优劣之分,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自足、完满地承担社区交际工具,它被全民使用,属于全民。侗语也一样,各方言土语之间没有长幼之分、贵贱之别,而且内部差别小。湘黔桂侗语内部的方言土语差别较小,互相之间可以通话。由于民族共同语本身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对于沟通感情、增进了解、化解矛盾、凝聚力量有独特的作用。以语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来带动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核心元素,侗语可以在继续推介自身语言学特质的同时,配合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它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五、余论 　　 　　

    侗语及其相关资源是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忽略了侗语的文化研究、保护和开发都是不科学的,因为文化系统其它各部分的源起、发展和传承都离不开侗语。没有了侗语的保护、开发,其它资源和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期盼,随着我们对侗语在文化体系中之功能定位逐步明确,对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渐进深入,思想日趋统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工作能够稳妥和快速地向前推进。 □ 杨通银　《贵州民族研究》 2009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