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元收藏中，面与背的称呼问题虽然不是重大原则问题，但其区分的意义也应不亚于区分细细目。
自晚清至民国，铜元的品种数以千计，每一个具体品种的设计都会考虑面与背的问题，但因为时代、地域的不同，特别是铜元铸行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严重，面与背的文字、图纹在设计上的不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现在要把所有铜元的面与背用一个一致的说法统一起来，似乎是勉为其难的事。不过，铜元尽管千差万别，其内在的共性也是值得细究的。 

    的确有大多数铜元把记值与币名（如“光绪元宝”、“大清铜币”）一起写在了正面，但这并不能说明正面就是面值而非币名。如果单纯以记值为正面特征的话，两面都没有写记值的那些铜元（附机制方孔图）总不能说两面都是背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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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紫铜当十（附图）、宝广库平一钱（附图），都是把“光绪元宝”和记值分列在两面，也都是以记值那面为正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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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元上的文、图所承载的信息远比古钱丰富，区分币的面与背也就复杂了很多。如果势必要以某个单一元素来确定面与背的话，窃以为，以“光绪元宝”、“大清铜币”、“中华民国”（附26年一分、22年二分图）、“山东省造”等国名、币名、发行机构作为正面的标志更为合理,正如人民币的正面并非因为有面值而是因为写有“中国人民银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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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论坛里对“面”、“背”的称呼争执最多的“开国纪念币”。一面写有国名“中华民国”、币名“开国纪念币”，且均采用国旗、党旗作为主图，理应看作是正面（附行书、楷书图）；另一面写有记值“十文”，主图是纯粹起装饰作用的图案，边饰或用连叶纹饰（附图），或写着英文的国名（附图），看作是背面为宜。在铜元使用的汉、满、英、蒙、维几种文字中，无疑应以汉文为首要。

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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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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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玩钱币本来就是大众所好的事，不区分面与背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人民币不区分正反面也照样花，何况铜元即使面与背胡乱搭配着铸造也有同样的使用价值（附图：1.面楷书，背隶书；2.合面币），个人怎么玩感觉有意思就可以怎么玩。但既然要诉诸文字，那恐怕就要讲逻辑、讲条理、讲严谨，有些个人习惯应当给予尊重，却不宜当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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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通常说的“面”、“背”都是简称、俗称，“背”自然指背面，而“面”单指正面。就“面”的本意，应当是物体的各个表面（比如，长方体有6个面），硬币则都有两个面。“面值”一词也就是钱币的“表面”（而不是“正面”或“背面”）所写明的币值。

银圆里有一个例子——著名的“反七三”，两面的主图案分别是“光绪元宝”和坐龙，边饰分别是英文、中文的“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就是因为把英文与“光绪元宝”一起放在了正面，才被朝廷废止的。

《中国钱币》2009第1期刊载的《广东初铸银元史料钩沉》节选：

“.广东龙洋的始铸日期,有张之洞的奏折为凭,应在光绪十五年。这年八月初六日,张之洞已向朝廷报告铸造第一批银元的情况,“并将拟铸银元式样大小计五种,每种十元,分装两匣,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当时所铸的大银元重库平七钱三分,因此又补充说:“以上大小银元分两,系照光绪十三年原奏每元重七钱三分,今因汇丰洋行商请附铸,拟改为每元重七钱二分,二号以次按照递减,以顺商情。”同年十一月初五日,户部尚书张之万上奏,除请旨准予试办外,还对银元的式样提出意见:“惟将洋文列于中国年号之内,体制尚有未合,应请饬令该督将洋文改錾蟠龙之外,以‘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汉文十字改列正面…较为妥协。”当时张之洞已调湖广总督,续铸银元之事就由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负责,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开铸。以上资料都可以从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找到。由此可见,光绪十五年张之洞铸造了“七三反版”和“七二反版”龙洋,光绪”十六年李瀚章奉旨开铸的是重七钱二分的通行版龙洋。 .

.“案照广东省购买机器试铸银圆,前经咨部奏奉谕旨,允准试办在案。前奉北洋大臣李札,准两广总督部堂李咨送新铸银圆来直,札发样钱到道,合即出示晓谕,一体行用等因。蒙此,当经本海关道会同本天津道查验,形体系照洋钱之式,改用蟠龙,将洋文錾于蟠龙之外,其正面则系‘光绪元宝’与‘广东省造’字样,錾明库平若干。饬取市行洋钱校验,大小重轻相符,倾熔成色相等,自应流通行使,以广利源。.”

这就说明在当时朝廷是明确地以“光绪元宝”为正面的。（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