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一直有“脏唐臭汉”的说法，史学家大多将这一丑闻归因于大唐李氏起于西北，沾染了些胡人的习气，所以，在男、女婚娶之事上，百无禁忌，所以，在唐室后妃、公主中多了些“大唐豪放女”。
    隋炀帝好大喜功，又自恃才高，一度以金元外交的方式，换取了西北小邦们的“万国来朝”，但以百万之众而一旦败于撮尔小国高丽，以至于群“盗”并起，但在隋末枭雄之中，李渊都不过尔尔。
    在史学家吕思勉看来，“唐太宗不过中材。”何况唐高祖。在《隋唐五代史》中，吕思勉如是说，“唐高祖以勋戚起，论其权略，实出李密之下，所以幸获成功者，据关中，得蓄力以待东方之弊，以事势使然也。”
    其实，李渊起事，也事出偶然，因为他“私用”了表兄弟——隋炀帝杨广——的女人，担心事泄被诛，于是乎，在一干野心家李世民、刘文静的裹挟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由“约炮”而“放炮',将杨广的女人、天下一起据为己有。
    先是，李氏寄名于凉武昭王，后又攀附老君李耳，但是，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谓祖荫又哪里抵得上触手可及的裙带关系，比如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姐妹里出了两个皇后，而“一门三皇后”，其外戚之盛，鲜有其匹。
    《隋书·后妃传》：文献独狐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后姊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与为比……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 ……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
    此处所说的“文献独孤皇后”，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也是唐高祖李渊的姨母：
    《旧唐书·高祖本纪》“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
    《新唐书·高祖本纪》“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以故文帝与高祖相亲爱。文帝相周，复高祖姓李氏，以为千牛备身，事隋谯、陇二州刺史。
    与李渊的“中材”之质相比，隋炀帝杨广却自视甚高，又好大喜功，“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卒令中国疲敝以至于亡。”（《资治通鉴·隋纪》于是，百姓们困于征役，山东尽反。
    后来，隋炀帝巡行江都，隋室方乱，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与晋阳令刘文静密谋劝进，当时，李渊还是太原留守，或许，才智平平的李渊并不敢贪大功，“大惊，‘汝安得为此言。’”所以，此时的李渊或许“心动”，却不敢“行动”。
    也许，“知父莫若子”，李世民顺势玩了一把“曲线救国”的“钓鱼执法”，让好色的老爸堕入彀中，不得不发，而李世民、刘文静选中的“皮条客”就是以阿谀见长，且与李渊交好的晋阳宫监裴寂。   
    《隋书·炀帝纪》：“三年春正月......八月......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杨广营造的奢华行宫，其间的宫人，或许，并没有太多机会“承泽恩露”，只是都便宜了李渊和他的军士们：
    《旧唐书·裴寂传》：“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及义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当然，《新、旧唐书·高祖本纪》显然为尊者讳，未着一词，只是散见于《裴寂传》中，当然，晋阳宫在其子孙唐明皇的《过晋阳宫》一诗中却是另一处镜像，“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
    此时，刘文静坐与李密有旧，入狱，而李渊也因抗击突厥不力，或将获罪，此时，李世民、刘文静因裴寂劝进李渊，李渊已是朝不保夕，赶鸭子上架，不得不发了。
    《资治通鉴·隋帝纪七》：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我儿诚有此谋，事已至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