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大多称字，以示尊重，对于这一相沿成习的古风，新版《三国》却反复无常，该称字的时候，却直呼其名，此一点，虽感觉别扭，但在今人看来，或可谅解。但其中，关于书写媒介和方式的使用，就决不能置之不顾了，甚至于枉顾常识。以下仅举二例：

造纸术，源于东汉，所以，在新版《三国》出现纸写的书信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有一处却不能不贻笑大方，曹操欲与孙权“会猎于江东”，为震怖江东官民，成千上万的战书浮江而下，被诸葛亮、鲁肃截获，而这些战书竟是纸写的，即便是装于竹筒中，试想即便是装在竹筒里，也不会是为了不至于沉没，但断不能阻断江水的浸没，纸写的战书将一塌糊涂，又有何用？这是其一。

其二：诈降的蔡中、蔡和获悉周瑜痛殴黄盖欲降的信息，于是，派人给曹操送来迷信，讨问对策，孰料这次竟是竹简，试想这迷信必然是越微小，越不易被人发现，何况蔡中、蔡和尚在东吴军营，如果密探携带如此笨重的竹简，又如何能逃脱吴军的搜查，这个时候，显然，纸写的迷信更容易传递吧？

以上二处，观众自然可以想见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