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池肉林”与“贵妃醉酒”

   “一杯花作合，两盏色媒人。”[①]“酒”就是与“色”一起被载入中国史册的，《史记·殷本纪》中，“（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从太史公写下第一个“酒”字起，“酒”与“色”就不离不即。但比起阿汤哥和妮可·基德曼在《大开眼戒》（《Eyes Wide Shut》）中的上流派对来，“酒池肉林”显得有些创意不足，但就是这样一个稍显拙劣的“人体秀”，经太史公的寥寥数笔就把殷纣永远钉牢在泱泱中华的耻辱柱上。

    如果没有后来所谓的“炮格之刑”，我想已经见识过SM以及各种情色影像的我辈，对于殷纣的某些酒色行为，早已丧失掉指手画脚乃至口诛笔伐的冲动、信心和勇气了。当然，代殷而立的周初统治者，是不会放过一个绝佳的公关题材的。

    西周初年，周公旦作《酒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禁酒令，其中，更是对殷纣荒于酒，以至于亡国的行径盖棺论定，“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而逸。厥心疾恨，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其实，惯于在故纸堆里翻检些民族自信心的国人，还可以将“酒”的历史追溯到更为悠远的过去，《战国策·魏策》里有如下的记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果不其然，殷纣就很不幸地被大禹言中了，成为“以酒亡国”的第一个活标本。殷纣作为史上暴君的名分怕是如何言说都不足为过的，但殷究竟是以酒，还是因色而亡，就连周王室内部也颇有些言不由衷、前后不一的表述。

    当初，周武王兴师伐纣，在盟津大会诸侯，并作《太誓》，其中写道，“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帿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

    其实，对于武王伐纣正当性或者说合法性的质疑，历史上就从未间断过，以“宗周”自诩的孔子以及史学家司马迁都曾经借伯夷、叔齐之口，一吐为快，尽管这种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策略有失厚道，而汉初景帝时，儒生辕固生与黄生等还为此争论不休，以至于不得不搬出汉高祖刘邦代秦的合法性来终止这场争论。

    《史记"伯夷列传第一》中记载，殷汤的诸侯孤竹君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根据伯、仲、叔、季的长幼排序推测，伯夷可能是老大，叔齐是老三，孤竹君打算让叔齐继位，但孤竹君死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便执意不肯，留下一句话——“这是父亲的意思，我不能取而代之”——后，就离家出走了。

    结果，叔齐也不忍继位，于是，老二就坐享其成，做了孤竹国的国君。当时，听说周文王善养老，伯夷、叔齐就打算投奔周文王，但命运不济，兄弟俩赶到时，周文王已经死了，继位的周武王正准备伐纣大计，于是，伯夷、叔齐拦住马头，力谏武王，“以臣弑君，是不仁。”此话恰好击中武王要害，如果不是姜太公发话，这哥俩性命难保。

    后来，武王伐灭殷乱，天下已经是周王室的天下了，伯夷、叔齐兄弟却耻于做周的顺民，并抱定不食周粟的决心，隐居于首阳山，日以采薇果腹，终至于饿死于首阳山，兄弟俩临死前留下一段绝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莫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武王克殷后，封殷纣子武庚禄父，继续统治殷遗民，并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民，但武王死后，禄父与管、蔡作乱，而被周公诛杀，随后又立微子于宋，而孔子就是宋微子的后来，也就是殷之子孙，因此，孔子对于灭殷的周武王显然是颇有腹诽的。

    对此，苏轼在《武王非圣人》一文中，坦诚相见，扯下孔子、司马迁加在周武王的遮羞布：

    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②]

    可以想见，诸如此类的质疑，显然无可避免，而周初统治者，一方面，要为武王伐纣的正当性做辩护，另一方面，还要抑制下一个“武王”，稳固周王室的政权和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最符合逻辑的策略便是揭示被推翻者——殷纣——统治的“非法性”，当然，“妖魔化”殷纣无疑也是题中之义，而“酒”与“色”就成为当时最具“效益”的标签和道具。

    当然，以“酒”、“色”误国的帝王，历史上从未绝迹过，如后世的唐明皇。尽管如此，但古往今来，恐怕也从未有哪一个帝王和后妃，遭遇过殷纣和妲己这样的编排，而李太白也曾有“妲己灭纣，褒女惑周”[③]的诗句。一个妇孺皆知的版本是这样的，妲己被诬为“妖“，而杨玉环则被奉为”仙“。当然，前者成名于《封神演义》，后者得益于《长恨歌（传）》，以及后来的《长生殿》。

    妲己以酒色惑主，但《史记·殷本纪》语焉不详。对于杨贵妃，即使不求助于《杨太真外传》之类的野史逸事，正史新、旧唐书里也比比皆是，而白居易的描述更是深入人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终至于招来“安史之乱”大祸，“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④]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更是将一个善妒、使性、好酒的杨贵妃刻画地栩栩如生，但就是这样一个让开元盛世毁于一旦的尤物，自缢于马嵬后，竟被陈鸿（《长恨歌传》）、白居易、元稹（《连昌宫词》）等文人、骚客不遗余力地浓墨重彩出一个羽化成仙的太真妃来，甚至于不惜“伪造”杨玉环的“处女膜”。

    宋人罗大经扮演了那个指出“皇帝的新装“的”少年“。“桂折秋风露折兰，千花无朵可天颜。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⑤]但白乐天《长恨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一言以蔽之，白居易“为尊者讳也“。[⑥]

    众所周知，武惠妃去世后，尽管后宫佳丽上千，但唐明皇却找不到一个中意的，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寿王妃杨氏美艳不可方物，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后来潜纳宫中，是为杨贵妃，而唐明皇为安慰儿子寿王，又为他娶了韦昭训的女儿。显然，李商隐才是寿王的知音，“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水，薛王沉醉寿王醒。”[⑦]

    苏轼说：“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史家的“春秋笔法”与儒家“为尊者讳”，从来就是一个悖论。

    断言司马迁象白居易一样，借重构殷纣酒色乱国，来为周公制礼作乐辩护，无疑是武断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但就像后世人对于妲己——“色”——的“妖魔化”一样，无论是周公《酒诰》，还是《史记·殷本纪》中对于殷纣“以酒亡国”的断语，都是“酒”这个单纯的字眼所无法承受之“重”。

    也许，下面一首诗，可以作为对此最有效的回答，“吴王从骄佚，天产西施出。岂徒伐一人，所希救群物。良由上天意，恶盈戒奢侈。不独破吴国，不独生越水。在周名褒姒，在纣名妲己。变化本多涂，生杀亦如此。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