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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作者:来去斋
你要相信世界不是像他们所描述的
——看陈可辛《投名状》
朋友请我看陈可辛的《投名状》,整个过程感觉很难受。大陆的市场有一种可怕的调性,它只接受新的形式,但一切内在必须谙合中国内在的文化结构才会被接纳。以前看香港的影片,觉得这个地方的电影题材上贴近底层,想象力很丰富,有一种人性内底的温馨,王家卫的电影虽然算是一个异类,形式上有很浓的殖民地的色彩,语言上刻意求工,但同样也是能丝丝缕缕渗入心灵的。陈可辛的这个影片则基本上扫除了香港特质,而更接近于《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
有人说西方的宗教精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中国人没有宗教的那种超越精神。从这两年的影片看,一点也不为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批评俄国人,“他们甚至在最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失去自己的理想;尽管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连手指头也不肯动一动,尽管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和贼,可是仍旧极其尊重自己早年的理想,而且出于一片真诚,……与此同时又丝毫不妨碍他依然是个混蛋。”这段话用来说中国人,一点也不会有不得体或不契合之处。我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拥趸,但对中国文化实在感到很绝望。
《投名状》讲的是清末四大悬案之一的“刺马案”。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传达出的正义或结义兄弟侠义上的问题,也不是叔嫂通奸之类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着更大的政治军事秘密,据清代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之少,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张文祥、黄纵皆为草莽中人,与马新贻不打不相识,并结为异性兄弟。老二黄纵的妻子米兰爱慕大哥马新贻,但马新贻建立起感情的坚强防线,未被米兰的爱所冲破。待马新贻任两江总督,米兰对于马新贻愈加爱慕,而马新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线也彻底崩溃,终于占有了米兰,杀害了兄弟黄纵。老三张汶祥闻得此事义愤填膺,刺杀了马新贻,并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认不讳。
影片基本遵循了这个史实,也没有将重点放在男女关系上,而将最主要的戏份放在兄弟情义的纠葛与政治斗争上,当然政治斗争的重点又放在大哥(即史实中的马新贻)的个人野心与牺牲局部利益到底是为了个人野心还是为了百姓的福祉的探讨上,这当然是一个无法辨清的问题,也因此,我相信这个影片将赢得极佳的票房,毕竟这种取巧迎合了各个阶层的观众,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人生的教益,从而在现实生活里更加坚持自己的生存观与生存技法。
可是最近的这些所谓“大片”实在令人绝望到极点,感觉中国是一个很没有希望的国家。当几个著名的导演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同时将勾心斗角的阴暗心理作为电影的基本题材,将人所共知的政治斗争作为吸引眼球的最基本素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很坏的民族。大哥的发迹建立在利用兄弟与牺牲百姓的生命之上,他一切的生命努力仅仅很明显是为了靠近权力系统的最高层,二哥、三哥除了一腔热血的兄弟情谊和愚蠢的被利用之外,剩下的就是生存的辗转苦辛,弱民除了盲从和被利用的蛮勇,他们的生命如同草芥可随意被割芟,而朝廷的三大员则高高在上,运筹帷幄,运世界于股掌之间,密谋、相互妥协、拉笼或者分化各方力量以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高统治者明着给予无动于衷赏,黑地里策划暗杀,这一切,实在中国文化最佳纪录片。我最不喜欢看纪录片,本来看纪录片是为了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里发生的故事,使自己的想象力得到不发展,不至于受蒙蔽,但其实看看史书,你会发现你的想象其实也不必很发达的,因为一切口头传说的,民间猜想的,其实在历史上都真实发生过。
其实历史或者生活是怎样也并不是很要紧的,问题的中国的最杰出的“精英”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样的表现题材,他们的关注视角的集中使人感到悲哀。他们那么兴趣于政治斗争与勾心斗解的阴暗,虽然影片里似乎也着某些轻微的批判性,但这种兴趣本身就是成问题。而更致命的是,中国人向来更倾向于向恶,而不是倾向于向善,“有样学样”,是中国人历来的传统。忠诚于兄弟情谊最后只有死路一条,我相信更多的观众看了这个影片会选择更“明智”的活法,毕竟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至于说大哥最后被暗杀,中国人传统的“侥幸”心理会让他们相信自己终究是命运的幸运儿。看看中国目前那么多的人在铤而走险,那么多人在买“六合彩”,你就会知道这一点。至于那么多人在买“体彩”,其中有多少人是出于支持体育事业的心理的,说实话我对这一点并不乐观。
一个热衷于研究阴暗题材的人,他/她的心理能健康到哪里,我一直执怀疑态度。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偏见。但如此整个社会热衷于谈论阴暗事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而且还将更加病态下去,这一点则是必然无疑的。
其实我宁愿电影界的“精英”们拍拍“好莱坞”式的大片,至少那种轻、薄且一点都不深刻的大场面里面还有一些基本的社会公义和人类的美好情感,闹一闹,也让人觉得生活是快乐的。或者,我宁愿他们拍拍悬疑片,至少有利思维的训练,使人在思维创造上有更好的发展,而这样的一些片子,只会使人的邪恶、阴暗的思维得到发展。
前一段刚看了迈克尔•雷德福的《邮差》,放在一起比了一下,《邮差》里的那种健康气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让作为中国人的我感我羞愧。不说别的,只说说与我们同宗同源的靠得近的台湾电影,我们也是会感到羞愧的。杨德昌、侯孝贤,最近出的《练习曲》,都健康得多了,即使是镜头语言极其病态的蔡明亮,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精神也是中国大陆的“精英”们所难望项背的。真是雪泥之判。
世界在马的眼里和在人的眼里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如果看中国大陆最近的电影,我只能说,马眼里的世界肯定比人的眼里的世界要好得多。人不能算计人,人必须心怀美,必须对世界怀有相信,这一点对中国人特别重要。
另外,我还想说说徐静蕾。电影里,她饰演的嫂子救了大哥,然后发生了“一夜情”,有一个台词很有意思,她被卖作妾,但二哥将她抢出来时,她已经习惯了当妾的生活。这个情节处理很有现代感,实在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反映了目前的某种观念的“进步”呢,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开始我觉得选了徐静蕾这张很有现代感的脸是一个错误选择,后来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看陈可辛《投名状》
朋友请我看陈可辛的《投名状》,整个过程感觉很难受。大陆的市场有一种可怕的调性,它只接受新的形式,但一切内在必须谙合中国内在的文化结构才会被接纳。以前看香港的影片,觉得这个地方的电影题材上贴近底层,想象力很丰富,有一种人性内底的温馨,王家卫的电影虽然算是一个异类,形式上有很浓的殖民地的色彩,语言上刻意求工,但同样也是能丝丝缕缕渗入心灵的。陈可辛的这个影片则基本上扫除了香港特质,而更接近于《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
有人说西方的宗教精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中国人没有宗教的那种超越精神。从这两年的影片看,一点也不为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批评俄国人,“他们甚至在最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失去自己的理想;尽管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连手指头也不肯动一动,尽管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和贼,可是仍旧极其尊重自己早年的理想,而且出于一片真诚,……与此同时又丝毫不妨碍他依然是个混蛋。”这段话用来说中国人,一点也不会有不得体或不契合之处。我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拥趸,但对中国文化实在感到很绝望。
《投名状》讲的是清末四大悬案之一的“刺马案”。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传达出的正义或结义兄弟侠义上的问题,也不是叔嫂通奸之类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着更大的政治军事秘密,据清代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之少,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张文祥、黄纵皆为草莽中人,与马新贻不打不相识,并结为异性兄弟。老二黄纵的妻子米兰爱慕大哥马新贻,但马新贻建立起感情的坚强防线,未被米兰的爱所冲破。待马新贻任两江总督,米兰对于马新贻愈加爱慕,而马新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线也彻底崩溃,终于占有了米兰,杀害了兄弟黄纵。老三张汶祥闻得此事义愤填膺,刺杀了马新贻,并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认不讳。
影片基本遵循了这个史实,也没有将重点放在男女关系上,而将最主要的戏份放在兄弟情义的纠葛与政治斗争上,当然政治斗争的重点又放在大哥(即史实中的马新贻)的个人野心与牺牲局部利益到底是为了个人野心还是为了百姓的福祉的探讨上,这当然是一个无法辨清的问题,也因此,我相信这个影片将赢得极佳的票房,毕竟这种取巧迎合了各个阶层的观众,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人生的教益,从而在现实生活里更加坚持自己的生存观与生存技法。
可是最近的这些所谓“大片”实在令人绝望到极点,感觉中国是一个很没有希望的国家。当几个著名的导演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同时将勾心斗角的阴暗心理作为电影的基本题材,将人所共知的政治斗争作为吸引眼球的最基本素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很坏的民族。大哥的发迹建立在利用兄弟与牺牲百姓的生命之上,他一切的生命努力仅仅很明显是为了靠近权力系统的最高层,二哥、三哥除了一腔热血的兄弟情谊和愚蠢的被利用之外,剩下的就是生存的辗转苦辛,弱民除了盲从和被利用的蛮勇,他们的生命如同草芥可随意被割芟,而朝廷的三大员则高高在上,运筹帷幄,运世界于股掌之间,密谋、相互妥协、拉笼或者分化各方力量以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高统治者明着给予无动于衷赏,黑地里策划暗杀,这一切,实在中国文化最佳纪录片。我最不喜欢看纪录片,本来看纪录片是为了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里发生的故事,使自己的想象力得到不发展,不至于受蒙蔽,但其实看看史书,你会发现你的想象其实也不必很发达的,因为一切口头传说的,民间猜想的,其实在历史上都真实发生过。
其实历史或者生活是怎样也并不是很要紧的,问题的中国的最杰出的“精英”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样的表现题材,他们的关注视角的集中使人感到悲哀。他们那么兴趣于政治斗争与勾心斗解的阴暗,虽然影片里似乎也着某些轻微的批判性,但这种兴趣本身就是成问题。而更致命的是,中国人向来更倾向于向恶,而不是倾向于向善,“有样学样”,是中国人历来的传统。忠诚于兄弟情谊最后只有死路一条,我相信更多的观众看了这个影片会选择更“明智”的活法,毕竟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至于说大哥最后被暗杀,中国人传统的“侥幸”心理会让他们相信自己终究是命运的幸运儿。看看中国目前那么多的人在铤而走险,那么多人在买“六合彩”,你就会知道这一点。至于那么多人在买“体彩”,其中有多少人是出于支持体育事业的心理的,说实话我对这一点并不乐观。
一个热衷于研究阴暗题材的人,他/她的心理能健康到哪里,我一直执怀疑态度。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偏见。但如此整个社会热衷于谈论阴暗事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而且还将更加病态下去,这一点则是必然无疑的。
其实我宁愿电影界的“精英”们拍拍“好莱坞”式的大片,至少那种轻、薄且一点都不深刻的大场面里面还有一些基本的社会公义和人类的美好情感,闹一闹,也让人觉得生活是快乐的。或者,我宁愿他们拍拍悬疑片,至少有利思维的训练,使人在思维创造上有更好的发展,而这样的一些片子,只会使人的邪恶、阴暗的思维得到发展。
前一段刚看了迈克尔•雷德福的《邮差》,放在一起比了一下,《邮差》里的那种健康气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让作为中国人的我感我羞愧。不说别的,只说说与我们同宗同源的靠得近的台湾电影,我们也是会感到羞愧的。杨德昌、侯孝贤,最近出的《练习曲》,都健康得多了,即使是镜头语言极其病态的蔡明亮,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精神也是中国大陆的“精英”们所难望项背的。真是雪泥之判。
世界在马的眼里和在人的眼里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如果看中国大陆最近的电影,我只能说,马眼里的世界肯定比人的眼里的世界要好得多。人不能算计人,人必须心怀美,必须对世界怀有相信,这一点对中国人特别重要。
另外,我还想说说徐静蕾。电影里,她饰演的嫂子救了大哥,然后发生了“一夜情”,有一个台词很有意思,她被卖作妾,但二哥将她抢出来时,她已经习惯了当妾的生活。这个情节处理很有现代感,实在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反映了目前的某种观念的“进步”呢,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开始我觉得选了徐静蕾这张很有现代感的脸是一个错误选择,后来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