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下午，我在龙泉驿区的巴蜀讲坛举行了《石达开与四川》的讲座。听众200余人。持续近2个小时。
　　2013年，当时翼王殉难150周年。讲到最后，不少人热泪盈眶，不是我讲得好不好，乃是翼王的痛与苦，让听众心绪难平。原稿长达5万字，这里仅贴一节——
　　
　　
　　
　　 如前文所述，石定忠是怎么“办理”的呢？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李伯元有遗稿《南亭笔记》里，以及近代词人况周颐的《眉庐丛话》，均记载了大同小异的一条涉及成都的掌故：《鸩杀石达开之子》：
　　
　　 “ 骆文忠公秉章，粤之花县人。石达开就戮时，殷殷以幼子相托。文忠以与同乡许之，养其幼子于署，将冠矣。文忠一日试之曰：‘汝已成人矣，将以何者为自立计耶？’石子大言曰：‘我惟为父报仇耳。’文忠大骇，阴使人鸩之。呜呼！父子天性，乃一至于此哉！”（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四）
　　
　　 在我看来，这不但是鬼话，而且是响亮的屁话。仅仅几年之后，骆秉章就老死于成都，怎么可能把“孽种”抚养成人？这分明是在褒扬骆秉章的仁义以及石定忠的忠义。
　　 费行简在他回忆与乃父谈话的《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里记载说：骆秉章在审问石达开时，曾提及石定忠：“现你带来之幼子，听说很聪明，你尽管放心，我决不准谁加害。”这番对话的真假很难说，但文章里有两段记载最让我心颤——
　　
　　 翼王就义之后，“定忠自不见其父，日夜啼哭，由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禁卒谢福以实告之。他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涕为笑。”
　　 
　　 “归安孙古春丈曾贻书重雅曰：‘此稚子何辜，亦罹至死！君诚儒者，奈何慕屠伯所为耶！’杨则诿为唐友耕向骆所献策，后为唐所知，两人在官厅大骂，几乎动武。” 
　　
　　 听到可以与父亲相聚“遂破涕为笑”的小孩子，自然是真实的。无论是相见于“天上”，还是“地下”，他甚至明白了死亡就是过一个门槛，可以见到爸爸了。我从历史文献里，打捞出这个名叫“谢福”的狱卒，心里反而升起了一丝奇怪的宽慰——若不是他良心发现的实话相告，那5岁的娃娃怎么会讲出这般话？！而且他出来告诉了别人——这个让我大恸的场景，就无法出现在历史文献当中。
　　 沃邱仲子记录了一个“反官场”的声音，那就是孙古春昂然指责杨重雅的“屠伯”之举。这让我们发现，在铁板一块的晚清官场，竟然也还有一丝裂纹，发出了良知的微声。
　　 对骆秉章手下而言，杀害5岁的石定忠，谁来背这个不义的名声？四川按察使、巍巍“儒者”杨重雅必须忍辱负重担此重任。准确点说，杨重雅就是“臬台”监狱的总老板。王闿运《湘军志》里记载了这个反复之人的情状：“秉章初至夔，逢曾望颜诉布政使副将状而泣，亦颇言将军短。杨重雅以署成都府事致累望颜，身亦被谤忌，出知顺庆，罢官，倾心奉秉章。”（《湘军志》，140页）杀害5岁娃娃的计策出自这样的“大儒”，完全合理。值得一提的是，杨重雅后来因逼反武将李扬而被免去广西巡抚一职，他准备把大量不义之财带回老家江西德兴梅溪村。但金银太多，路途遥远而危险。杨重雅的老母修书一封，嘱他须过半个时辰方能拆看，言毕吞金而亡。杨重雅拆开母亲的信，方知母亲之计。扶母亲灵柩回乡，使用了9口棺材，藏在8口棺材里的金银珠宝被当成随藏品混过了关卡。
　　 面对官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唐友耕绝对不能接受杨重雅强行赠与的“屠伯”帽子，毕竟他的血色“帽顶”已经太多了。他要把这个桂冠回掷过去。为此，他找“罪魁祸首”杨重雅理论，几句不合，立即开骂，一个二品大员和一个三品大员，就要在官厅里动手！这也是我在史料里，见到的唐友耕与官员唯一的一次矛盾爆发。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杨重雅写过一首怀张良的诗《过紫柏山谒留侯祠》：“出处犹龙不可思，神仙弟子帝王师。那知阅历深沈处，都在长安大索时。圯桥进履气恬然，胯下王孙事亦传。一作神仙一功狗，论人须到盖棺年。”当棺材板板已经烂得荡然无存之后，我发现，他至多就是一条“功狗”，旺旺旺，历史的可叹，恰在于斯。
　　 石定忠被官府缢杀，台湾学者黄嘉漠认为“诚以当时主持香港《华字日报》及《广智录》笔政的人，原为粤籍人士，既该属同乡，对于骆秉章的平生宦绩及行事，当必耳热熟能解；且其记述发表日期．距离事故发生的时间不过三十余年，以熟悉的争论撰述成文，应属扼要确实。复与前引柴氏记述参照．尤信而有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三编：《太平天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初版) 著名学者盛巽昌撰文认为，黄嘉漠先生的意见是针对抗日战争以来所流行的石定忠“为官”说（已为简又文刊记于《太平天国全史》）。而“为官”说流传甚广，于崇仰石达开为人者，更有殷切所望。盖其源始于历史学家任乃强。
　　 任乃强称，这个消息得自西康省政府民政督察员乐凤鸣口碑，乐某乃石定忠晚年相好云云。任乃强称：“石王子定忠，以齿稚免役，不知何故，其人竟未死，改姓名曰时雨化，入绵州州学。光绪丁酉，与邛州龚秉衡玉帛同拔，又同分发贵州作知县，甚相得，尝密告龚，实翼王子也”。（《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1922年刊布的《邛崃县志》亦有“有云石子至今尚存，改姓为时，颇善书画，未知确否？”（《咸同防守记》）盛巽昌认为，旧时文人多喜捕风捉影，且因道路闭塞，戴盆观天，多以道听途说之录为实。黄嘉漠先生考证，所调时雨化者，乃是“从《绵州县志》找到一个时守忠，有意影射为时雨化，以时守忠事迹为其蓝本，牵强附会，从而虚构所谓时雨化其人其事。”此谓至言。另据沃丘仲子说，石定忠仅死于其父后数日。谓称石达开被送上刑场前，石达开对唐友耕说，“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又称“定忠不见其父，日夜啼哭，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禁卒谢福以实告之。他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啼为笑。被害时顷刻即死，死后闻葬于庆云庵旁，但亦不能确指其处。”（《关于石达开幼子石定中的下落》，刊四川省文史馆《文史杂志》1992年5期） 
　　 我所在的成都报业集团后门就在庆云街。因曾有庆云庵，庵外有一口庆云塘。据载，早年的庆云塘接通解玉溪，蓄水量相当大。庵废已久，塘畔有塘坎街，今亦不存。庆云街南端临十字口。左拐是双凤桥街，通向著名的东校场。右拐是贵州馆街，通向三槐树街。直走过十字口便是庆云北街与庆云南街。查1948年测绘的《成都市街道详图》，可以清晰发现庆云庵就在塘坎路以西，这条路如今是成都日报报业集团面朝红星路一侧的临街走廊。而庆云塘正在报业集团大楼之后的“新闻广场”位置。那里拆得美轮美奂，仅剩一面庙宇的黑墙，还有一棵参天银杏。我再没有进一步证据了，但我相信唐友耕把石定忠埋在庆云庵！
　　 一个深秋的黄昏，我匆匆从那棵大银杏树下走过，我踩响了金箔般的杏叶，发出裂帛之声——我回家后，写出了《杏叶》一诗：
　　 
　　
　　这些高枝上的尤物
　　簌簌而落
　　也让秋光沾满了泥沙
　　银杏花像卡夫卡甲虫
　　在革命的中途
　　被一次意外掀翻
　　只用毛绒绒的脚凌空蹬踏
　　成为了汉语的花朵
　　
　　花是被木鱼鸟的叫声震落的
　　簌簌而落是一种
　　金蝉脱壳的招式
　　人们通过古钟
　　可能想起父辈
　　也可能想到黄铜里的死
　　而花粉躲进钟声
　　排出了迎亲的蚁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