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3/middle/58b0d4e0hc5311e533972&690

（萧军和叼烟斗的萧红）

1911年，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辛亥革命爆发，PASS了中国皇帝，让他退出了领导中国的历史。还有一件事，知道的可能没那么多，就是，那年端午，黑龙江呼兰县城张家出生了一个女孩，叫荣华，长大后，她写小说，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萧红。她的小说，那叫好看，宛若一颗明星，闪烁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这事，大家也应该知道。

据说，萧红写过一首诗，“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首诗泄露了萧红心底很多的秘密。她是一个任性的女人，不喜欢被束缚，被限制。累赘、笨重、多么讨厌，——人活着都会有累赘，有的人觉得生来如此，忍了。萧红不行，她觉得讨厌，忍无可忍。这是任性的表现。任性并不必然是坏事，任性让一个人干蠢事，那才变坏了。萧红的任性，让她不能忍受庸常的生活，使之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任性，是她成功的动力源。不过，单从生活来讲，她的任性，还真说不上是什么好事。她的流离颠沛，她的早殇，不能说与她的任性没有一点关系。一个人任性，就难以见容于环境，就得乱走。越走越乱，越乱越走，终于要了她年轻的性命。３１岁，那是女人花才半开的年龄哪。说没就没了，可惜复可惜。掉下来的结局，她明明早知道，可是，她毅然挣脱木笼，飞向蓝天。她瘦小的身体里，有一颗吞没天空的野心。天没有吞下，却早早失去了自己的身体。

萧红，让我想起比她小三岁的杜拉斯。她们都是不怎么拿男人的章程当回事的女人。杜拉斯喜欢自己的哥哥，就跟哥哥做了情人。这是乱伦哪，对男人的世界来说大不敬，她不管，想做就做。不但做了，还满世界嚷嚷，生怕知道的人少。一来呢，法国女人天性浪漫；二来呢，杜拉斯的胆是贼大。后来，她又喜欢一个华裔富商的公子。连学也不上了，俩人整天腻在一起。父亲不在了，老母亲气得要死。她不管。喜欢么，是自己的事，别人不该过问，自己的妈妈也不该。她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她是忒任性了。萧红虽然生在天边上，可毕竟是在中国，她没有杜拉斯那样叛逆。但也是相当任性了。萧红小的时候，在家里老是闯祸。闹的一家人一惊一乍的。到了七八岁还是那样，不肯好好穿衣服，有时边爬梯子边拉屎，一边拉还一边笑。哪里有点闺秀的样？真是野得很。这丫头这是怎么了？没人搞得明白。懂得孩子的只有一个人——她的祖父。他知道，孩子早慧敏感，母亲已撒手而去，家里没有人可以温暖她的孤单。她闹哇皮哇，都是内心孤单折磨的。孤单折磨她，她就翻来倒去，折腾大家的眼球。父亲未必一点看不出，他忙哇，要工作，要讨新人欢心，还要保持一大家子的秩序，难免就顾不上理会大女儿的心曲。孩子闹得一家人心烦，他就板起面孔，狠狠敲打萧红一番，声嘶力竭，有时还动手，求的是一家安宁。

对于萧红来说，这个家冷呵，冷得无法呆下去。幸亏有一个祖父。祖父张维祯并非她的亲祖父。张维祯一世无子。为了死后有个守香火的人，就从弟弟家要了个侄子做继承人。这个人就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祖父知道义子一家容不下萧红，就把她要过来，带着她到自家后花园里玩，松土，除草，摘花，捉蝴蝶。一边还教她识字，背唐诗宋词。泥土，野花，文字，古诗，带给萧红一份纯净与美好，让她的孤单终于有了一个寄托的地方。爷爷是她童年的护佑神，让她从孤单中走了出来，过了几年好日子。萧红一定想过，人要是不长大多好。停在七八岁，跟着爷爷玩泥巴，捉蝴蝶，背唐诗，萧红一定乐意，一定开心。可是，时间在走，萧红在长大。爷爷的后花园已经无法满足她饥渴的心灵。她要去哈尔滨读书，要看更大的世界，知道更多的事。这得征得父亲同意。父亲起初不答应，跑那么远，没人看管，怎么得了？萧红志在必得，她对父亲说，不念书，就做修女。父亲明白，萧红不是说着玩的，是说到做得到。大概也还是疼爱自己的女儿吧，张廷举终于同意送她去读书。

萧红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没有这一步，世上大概不会有一个叫萧红的作家。对于萧红来说，令她幸福，也令她断肠的是，在哈尔滨遇上了萧军。那个时候，萧红还不叫萧红，叫廼莹；萧军也不叫萧军，叫三郎。萧红到哈尔滨不久，老家呼兰有个小伙子也来了。这人叫汪恩甲，长得挺秀气，出手也阔绰。萧红就有点喜欢他，两个人就住到一块了。那个时候，萧红才十八九岁，正是心随我动，不管不顾的年纪。两人年少贪欢，一个劲儿挥霍。手里的钱花光了不说，还欠了旅馆一大笔债。店主一催再催，两个年轻人就商量办法。汪恩甲说，我回家拿钱去。汪恩甲走了，萧红留下做人质。店主觉得她们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自己总有的赚，说话比较客气。汪恩甲一走就再也没有着面。店主左等不回右等不回，对萧红就没什么情面了，放出冷话，说再不还钱，那就得把她卖到窑子里抵账了。窑子是什么地方？萧红虽然年纪不大，却知道得清楚。她怕。汪恩甲看来没了指望，怎么办呢？抓耳挠腮，她忽然想起一招，给《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助信。报社的人一个不认识，并没有什么把握，只是病急乱投医，有枣没枣打一竿的意思。没想到，萧红的文字这样漂亮，没想到，报社有人这样喜欢萧红的文字。很快有个人来了，他就是萧军。他看到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一味心疼。这还是个娃呵，遭这种罪。不行，说什么也得把她救出虎口。说归说，萧军并非大款，也是吃了上顿琢磨下顿的主。怎么办？做回小人吧。两人约定，月黑风高，萧红从后窗顺根绳子溜下去，萧军在后窗河边接应。就这样，萧红侥幸逃脱。

本来家里就不支持萧红读书，又出了这档子事，看来读书是不要想了。爷爷也已去世，日后只有靠萧军保护了。萧军也是真喜欢萧红。他不但做救助者，还要做萧红的爱人。萧军的侠义感动人萧红，她接受了萧军的爱情。萧军在欧罗巴旅馆租了一间房，把萧红安顿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生下来了。萧红没什么犹豫，很快把孩子送了人，一是养不起，二是对孩子的父亲心寒。那是１９３２年。有时候想想，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父亲是谁。像一叶扁舟飘荡在无边的海天间，那叫个苦呵。谁之过？萧红？汪恩甲?还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任是修行甚高的高僧，恐怕也难以说清。

萧红与萧军的日子并不好过。萧军说白了也就一个穷秀才，身无长技，只有靠写字挣稿费，养活自己也养活萧红。对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青年作家来说，靠稿费怎么可能养家糊口？好在萧红并非吃闲饭的。她有文化，也可以写。一开始当然很不容易，写了改改了写的。好在有萧军帮助，写成后就找地方发表了。还得说萧红有创作天才，作品发表后挺受欢迎。萧红自然高兴，她就着迷一样地写下去。写作是需要天赋的，这个萧红碰巧有。写作是需要执着的，这个萧红也挺富余。就这样，她搭了顺风车，上了文学路。当然文学路也不是那样好走的。他们两个人紧写慢写，也还是闹饥荒。常常是肚子咕咕叫着，稿费却迟迟不来。没办法了，萧军就夹着一件衣服出去找当铺了。萧红左等右等，饿得受不了了，就沿着路去迎。一步步走着，眼巴巴地盼着。终于，萧军出现了，手里还拿着个烧饼。萧红一把抢在手里，狼吞一口。那个香呵，那个乐呵。创业之初，就是这样难。

萧红确实是块写作的料，时隔两年，她就名满华夏了。难怪茅盾说她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

萧红的成名作是《生死场》，出版于１９３５年。这件事上，萧红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胡风。那时萧红还不太会给小说起名字，随便把它叫《麦场》。胡风看了，觉得没味道，就改作《生死场》。这名改得好。小说当然要有好的人物，好的故事，但名字也很重要。胡风不大会写小说，但会起名。他这个改名显示了水平。萧红还要感谢鲁迅 。鲁迅看了这部小说十分喜欢。他竭力促成了这部小说的出版，还专门写了一篇序，极力推介。这篇序不长，全文如下：“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以‘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览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鲁迅在当时的文坛可谓一言九鼎。因了他的推介，人们一下子知道了萧红这个无名的作者，知道了她的小说《生死场》。当然，赵本山有句名言，不看广告看疗效。鲁迅的广告再响，如果萧红的小说味同嚼蜡，也不可能声誉鹊起。关键还得说是萧红确实有出众的才华，《生死场》确实是一部难得的佳作。我有个观点，佳作来自生活。有人总希望学一套高深的理论，然后写出惊世之作。这是痴人说梦。理论对作家当然有帮助，但不是致命的。致命的东西在生活里。如果生活没有为杰作准备好条件，那只有继续等待。对于我的说法，萧红是个很好的例子。萧红并没有什么完备的教育，也没有什么高学的理论。她的认知、情感完全受惠于生活。她的生活，对于193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暗藏至宝。萧红的生活是受难者的生活，承受着时代的苦难。同时，因为来自沦陷了的东北，也承受着民族的苦难。这使得她的作品充满挣扎，也突显了东北人坚强的性格。东北人生活在边陲，不梦想皇恩加身，也不懂得怨天尤人。他们饿了，自己找吃的；受欺辱了，自己去清帐。对于内地的读者来说，萧红的小说是一阵凛冽的北风，有些刺骨，同时令人精神一振。我想鲁迅喜欢的，也应该是这一点。当时，日本步步进逼，国家一片颓败。鲁迅特别希望听到不屈的声音。在萧红的小说中，他找到了。我想，读者也找到了。

接着，萧军也赢得了文坛的盛名，他的成名作是《八月的乡村》。萧军没有萧红的细腻与情致，却有虎狼一样的雄壮与激情。这同样让鲁迅喜欢。他欣然为这本书作序，这篇序也不长，全文如下：“爱伦堡（Ｉｌｉａ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Ｘ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亘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雅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我们的学者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读者是决不和我计较这些的。”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这篇序确实不怎么像序，不过，它也确实是震动人心的。鲁迅很有分寸，他并没有说萧军的这部小说好到哪里去了，相反他指出了其中的不少问题，有的甚至很致命。但是，鲁迅表达了自己的喜欢。他说，因为这是一份严肃的工作。它会让无耻与荒淫发抖，让中国人看到民族的不屈与希望。

这样一对齐头并进的文学伙伴，应该是美满和谐的吧。然而并不。

从一开始，两个人就爱争吵。萧红并没有因为喜欢萧军，就一味顺从他。没有。她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两个人互不相让。萧军是个男人，他把野蛮也当成了男性的威武。有时说不过萧红，他就会气得满脸涨红，忍不住，还会动手。据说萧军练过武，手上没轻没重，打得萧红很狼狈。有一次，朋友到他们家里串门。看到萧红的眼周围黑了一圈，就问怎么回事。萧红不好意思，说是自己不小心撞桌角上了。萧军却毫不含糊，说臭不要脸的，撒什么谎，是我打的。打人能解决问题吗？后来，到了上海，两个人还是吵。萧红终于忍受不下去了。有一天，她说，三郎，咱们分手吧。

分手哪是那么容易的。两个人又好好坏坏一起生活了一两年。1938年初，两个人终于彻底分手。5月，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与萧军的婚姻，让萧红受了不少的伤。当胡风提议让新娘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萧红与端木一起生活了两三年。这段时间，萧红身体很糟，战乱又逼得他们东奔西逃，日子过得当然不好。有人说，萧红对端木很不满意。萧红临死前，端木也不在身边。也有人说，端木对萧红还是挺好的，只是端木当时搞抗战工作，有时照顾萧红就少了。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红十字临时医院去世。年仅31岁。说起来，萧红到死也只是个孩子。她虽然先后与三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男人也都试图把她当作一个女人来对待。但事实上，萧红并不是成熟的女人，她也不想成为女人。她更愿意做一个孩子，更希望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是自己的祖父。萧军到老了才明白这一点。他说，萧红她单纯、倔强有才华，但她不是妻子。她不是妻子是什么呢？她是祖父的小孙女。她渴望祖父一样的男人，来拥抱她，关心她，呵护她。萧红短暂的一生写了不少散文、小说。最好的还得数《呼兰河传》。这是她献给祖父的挽歌。祖父毫无保留地把爱献给了孤单的孙女；孙女则把最美的文字献给了慈爱的祖父。他们共同构成呼兰河上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