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时间之上
　　
　　文/江南冰雨

　　清明前夕，西湖边柳条依依，桃红满天。断桥上挤满了踏青的游人，木质的游船，或在长堤岸边留连，或在烟波浩渺的湖间穿梭，鸟婉花间，春风醉人。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宋朝。

西湖的风景，其实与往日并无二致，只是建立在时间之上的苏白二堤、杨公堤以及南山路上的车流人迹，随着季节的变换，纷纷披上色彩的外衣。显而易见，作为旁观者，用冷眼打量一下西湖，或以内心揣摩西湖周遭的景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步换景，呈现出迥异的性情。
　　从三台山的六通宾馆沿路而下，途经慧因高丽寺，（寺建于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为吴越国王钱镠所建，是韩国佛教华严宗的祖庭。）驻足观望，只见明黄的寺壁在绿树掩映间，若隐若现。寺庙布局精致，格调华丽，离尘脱俗，少有人间的烟火气。寺边有一处放生的池塘，斑斓的金鱼在波水中光怪陆离，色彩摇曳。

沿寺旁的小径抵达三台山下，去寻访明朝一代忠臣于谦（1398-1457）的祠堂，见修竹若干，环绕在粉白的墙面和雕花的窗棂，朱漆大门上肃穆的牌匾并未给人造成任何心理压力，相反，祠堂的冷清倒给我提供了独自思考的自在。前殿“百世一人”的牌匾高悬，殿门两侧的盈联是林则徐所撰：“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殿内正中有一石灰岩造型镌刻序言，“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是于谦的杰作，也为于谦的所作所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注脚。两侧墙上陈列着于谦的年表、世系表，于谦夫妇的图像绘于清代，有着泛黄的成色。正殿内设于谦全身立像，上悬乾隆御赐金匾：“丹心抗节”，墙体的浮雕壁画描绘了“土木堡之变”与“北京保卫战”时的场景，便有了些久远的凝重与历史沧桑感。于谦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可见，作为三杰之中唯一的一位钱塘（今杭州）人，当地百姓对他的重视与激赏。从少年时的发奋苦读到为官时的两袖清风，从北京保卫战的临危受命到明英宗复辟后的身首异处，作为于谦，他清史留名。　　

　　我欣赏于谦的决断与执著，却并未因此而忽略历史的真相。其实，于谦成了封建王朝政治的牺牲品，他在北京保卫战上的所作所为，是惨烈的，也是悲壮的。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也先（兵临城下）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社稷，即天子治下的江山、百姓。此刻，内忧外患，一边是衰败不堪的明王朝，一边是如狼似虎的强敌，当他对生死有决定权时，不求自保，就连天子的性命都选择舍弃，救百姓于水火，是何等的坦荡胸襟？“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可见，明英宗的回归，实际上同于谦的坚决抵抗有关，而非因为议和。明英宗复辟后，于谦被杀，籍没时家无馀资。“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

　　不管封建统治者对他如何褒贬，作为于谦，他的事迹已经得到了天下百姓的认同与崇敬。同样，立一所寺庙与一所祠堂，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宗教社会对人性的关怀。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从人性上挖掘出忠善的一面，并无限放大，惩恶扬善。就连于谦祠建立初期发掘的一口古井，都被用来命名为“忠泉”。可见，也代表了历代百姓对忠善的宣扬与接纳。值得一提的是，可能是因为于谦祠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僻，也可能是西湖边的景致实在太多，到这里来的游人并不多，而一墙之隔的碑堂、墓园更是青石斑斑，人迹罕至。行人的稀少，使得《石灰吟》的作者并成功上演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的墓地变得异常冷清，却不失庄严。同样的遭遇还有很多，如俞樾墓、盖叫天墓。

　　离开于谦祠，在乌龟潭附近转了一圈，隔岸可远眺武状元坊，又不经意间来到了“三台梦迹”。这一路上，湖光山色宜人，草木花卉郁葱，更兼有棚廊草亭可以小憩，便有些醉意。山间的梨花开了，漫天飞舞，可能杭州的四季都适宜拍婚纱照，摄影师、助理不厌其烦地将一对对准新郎新娘推上舞台，在现场摆弄成古典或者现代的造型。云水之间，闪光灯在不停闪烁，时间停滞，凝固成正面、侧面的显影，而山水是最好的舞台，包容下所有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在时间面前，怀古与凭吊的足迹被不断更新，休闲与娱乐被贴上时尚的标签。而我，独自走在路上，或出没于某条小径，走得累了，便找一处干净的廊椅歇脚，比如雪舫，回味“平沙落雁在此处，芦花渔舟两相安”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