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萧萧》

丁辉

沈从文先生的《萧萧》开篇第一句话是：“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给中文专业的学生讲沈先生的《萧萧》，我先就小说的开篇第一句话问了一个带有玩笑性质的问题：为什么不光是从前，即使在现在，农历腊月天（十二月）结婚办喜事的特别多？有的学生说是因为“腊月里好日子多”，有的学生说是因为“腊月里节日多”，我对大家说，你们都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简单、质朴的角度，腊月里结婚办喜事的所以特别多，无非是因为剩下的菜正好用来过年，不用再买年货了呀！

学生大笑。事后想来，这个问题虽是玩笑却并非多余，真正地理解沈从文，进入这位乡土赤子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乃至理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那种虽未能在现代中国占主流从而主导历史走向，却固执地在历史的深谷里熠熠生辉的独特的文化选择，不正是也需要取一种简单而质朴的角度？

沈从文能以现在的面目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是新时期那场文学发掘运动的结果。奇怪的是，我们一方面在忙着拂去厚重的历史尘埃，重新确立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同时却又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取消这种努力。最典型的表现是由于理论思维的惯性把沈从文的作品纳入由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中来阐释。朱栋霖等人主编的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到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萧萧》时说：

在对乡下人生存方式的价值重估中，较有深度的是《萧萧》。主人公萧萧始终处于被动的人生状态。……作品结尾处，饶有深意地写到萧萧的大儿子有在迎娶年长六岁的媳妇。生命的悲剧在不断的轮回，根因就在于乡下人理性的蒙昧；作品中祖父对女学生的嘲弄、奚落正说明了这些乡下人与现代文明的隔绝以及导致的理性的缺失。^[1]

教材自然不能算严肃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但却代表了通常的流行的见解。前引对《萧萧》的解读当然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沈从文这个作家的独特与卓异却被勾销了。因为这样一来，《萧萧》和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及其他的讲述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故事还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解读的最大害处在于使沈从文的文学面目暧昧难明，同时也使沈从文目前所享有的文学史地位殊为可疑。

通常的流行的见解无疑是把《萧萧》作为一个悲剧——主体性和理性缺失的悲剧来看待的。可《萧萧》是个悲剧吗？只需细读小说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萧萧》讲述的不仅不是一个悲剧，相反，毋宁说是一个“悲剧所以得意避免的故事”，沈从文最想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主人公萧萧的悲剧为什么没有发生？她是依凭什么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

《萧萧》这个文本给我的最大印象是，沈从文似乎是在小说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背离了我们的阅读期待；《萧萧》讲述的是一个童养媳的故事。和小脚、纳妾一样，童养媳制度也是中国文化肌体上的一个恶瘤。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童养媳制度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现代中国“弃旧图新”的整体思想文化语境中，“童养媳”这一符号本身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血泪人生”的象征。对包括童养媳在内的中国各类女性人群苦难命运的讲述事实上已经构成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血泪飘零”现象。沈从文通过《萧萧》向我们呈现的却是跟这种“血泪飘零”不搭界的关于童养媳命运的另类叙事。

小说的开头很重要，开头甚至开篇第一句话往往决定了作品整体的风貌和结构，决定了小说的叙事声调和感情基调。而沈从文在小说的开头就背离了我们对于悲剧的阅读期待。开头写的是萧萧出嫁，十二岁的女孩子出嫁，双方家长你情我愿，左邻右舍自得其乐，一派祥和的景象。虽然也写到了“哭”，但那“哭”是和“悲”无关的，是带有表演性质的仪式化了的“哭”——沈先生念兹在兹的湘西像中国很多地方一样有“哭嫁”的习俗。何况，萧萧还没有哭呢：“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萧萧做媳妇就不哭。这女人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

小说的开头似乎还可以用“欲抑先扬”或者中国古典美学的“以乐景写哀”来解释，等到萧萧嫁到婆家来，萧萧的悲剧总该开始了吧？就算婆家的其他人对萧萧都不错，总不至于她的婆婆对她也很好吧？自古以来，婆媳的恩怨是旷古的啊！而沈从文在这里再一次背离了我们的阅读期待——萧萧在婆家生活得很好！小说中写萧萧和她的三岁的小丈夫的关系浑如天籁，有一种毫无机心的质朴与自然。关于萧萧做梦那一节写得也很美：

到了夜里睡觉，便常常做世界上人所做过的梦，梦到后门角落或别的什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出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溜扒，或一时仿佛很小很轻，身子非到天上众星中，没有一个人，只是一片白，一片金光……天亮了，虽不做梦，却可以无意中闭眼开眼，看一阵空中黄金颜色变幻无端的葵花。

把一个童养媳的生活写得如此诗趣盎然，若以启蒙主义者鲁迅的眼光看来，简直是要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

回答“萧萧在婆家为什么没有受苦”的问题，是理解沈从文式的“未经开化的淳朴”的终南捷径。我没有从伦理啊，道德啊这样的角度来回答“萧萧在婆家为什么没有受苦”这样的问题，而是用如下的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带有玩笑性质的问题去启发学生：你们家买了一台彩电或是一台电脑，你会舍得去打它吗？打坏了还不是得自己拿钱去修吗？用一种简单而质朴的角度看，萧萧的婆婆虐待萧萧有什么好处呢？打她，把她打坏了，还不得自己拿钱给她疗伤，况且把她打坏了，“小丈夫”谁带呢，该她做的活谁做呢？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个常识的、常情的世界。正如王安忆所说：“萧萧的乡间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它们永远给人出路，好叫人苟苟且且地活着，一代接一代。它们象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自生自灭。”^[2]萧萧在婆家所以没有受苦，而能活得很好，正是得益于这种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非关道德，若是你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把萧萧的好运归结为“萧萧碰巧嫁了一户好人家，这户人家宅心仁厚，不忍虐待萧萧”之类，无疑是辜负了沈从文的殷殷苦心。让我们困惑和震撼的东西我相信也正是让沈从文困惑、回望和眷恋从而急于向我们呈现的东西—恰恰是这种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守护着一个花季少女五色缤纷的梦境，恰恰是这种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蕴成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于是：

萧萧嫁过了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这只看她半年来的身体

发育就可明白。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张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这小女人简直是全不为设想那么似的张大起来了。

长成了大姑娘的萧萧在湘西那样的人的自然欲望自由舒展的所在，有故事发生似乎是必然的。小说叙事的高潮是萧萧被长工花狗唱山歌唱开了心窍，被花狗给“变成了妇人”：

花狗诱她做坏事情是麦黄四月，到六月，李子熟了，她喜欢吃生李子。她觉得身体有点特别……

风化事件当然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犯下，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古典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要远高于男性，相应地，对女性道德过错的责罚程度也比对男性残忍、苛刻得多。在现代中国文学呈现女性悲惨命运的叙事文学作品中，写女性由私通而致怀孕，接受古典社会道德法庭的裁决，从而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狰狞面目是惯常的、习见的主题。萧萧作为童养媳，跟长工花狗私通而致怀孕，无疑是古典社会的道德纲常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萧萧的悲剧总该发生了吧？事实上，萧萧所生活的乡间对这类道德腐化事件也并不是没有律法，较重的惩罚是“沉潭”，较轻的惩罚是“发卖”。然而，很奇特，沈从文在这里再一次背离了我们的阅读期待。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正是湘西乡村的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使萧萧又躲过一场劫难。小说中交代，如若，萧萧的婆家要面子，就“沉潭淹死”；舍不得让萧萧死，就发卖，嫁人作二路亲。相对于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面子”在湘西尚是奢侈的东西，婆家舍不得让萧萧沉潭——娶童养媳是花了钱的，把萧萧沉潭淹死了，损失谁来补偿？于是决定发卖，小说中写道：“这处罚好象也极其自然，照习惯受损失的是丈夫家里，然而却可以在改嫁上收回一笔钱，当做赔偿损失的数目。”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值得注意，当萧萧的婆家知道“这个十年后预备给小丈夫生儿子继香火的萧萧肚子，已被另外一个人抢先下了种”之后，全家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祖父想出的聪明主意竟然是“请萧萧的娘家人也就是萧萧的伯父来商议”。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抱着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的萧萧婆家“舍不得让萧萧沉潭”，所以才会找最有可能也舍不得让萧萧沉潭的萧萧娘家人商议；不这样的话，比如，找一个跟萧萧无亲属关系的不疼不痒的人来商议，就不容易形成一致意见，从而有可能导致一个对萧萧极为不利对婆家也没有好处的结局；同时，这个细节也让我们看到，跟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湘西农村没有坚硬的道德原则。不是没有律法（道德原则），但是律法是松动的，有极大的回旋余地的，从而也是有人情味的、给人出路的。所以，萧萧犯了道德过错之后，婆家还要和萧萧的娘家商量，而且娘家伯父的意见竟然还能起作用。我个人觉得，通常所说的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人情美就是奠基在这种松动的、可商量的、有回旋余地的道德原则基础之上的。我们只需要想一想，电视剧《大宅门》中杨九红的悲剧，及萧红《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悲剧，我们就可明白，道德与文明也是一把双刃剑，道德与文明在克服人性中野蛮因素的同时，也滋生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野蛮，坚硬的、不可商量的道德原则有时候恰恰成为很多人世灾难的根源。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以及相应地没有坚硬的道德原则，正是在道德与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方能凸现其人文意义和美学意义。海外学者王德威先生在谈到《萧萧》的叙事时说：“沈从文纵容萧萧，不愿意她为所做的错事受苦；这种纵容的态度延及叙事，以至于最后村民都被写得像一群孩子，他们不忍面对“成年”律法的道德后果。……但读者仍然心甘情愿地听任沈从文的写法，去看一看“通奸”也可导致一种“绝妙”（而非灾难）的结果。在理想的田园浪漫故事与阴郁的现实陈述之间，萧萧和她的村人们所栖身的世界律法确实存在，但这个世界的村民们却用童心来奉行和化解这些法规。”^[3]

至此，沈从文的叙事由看似难以化解的高潮自然转向结局的闲适、温情和美丽：

在等候主顾来看人，等到十二月，还没有人来。

萧萧次年二月间，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宏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

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

仔细品读《萧萧》，我感到似乎有两个沈从文在互相究诘、质疑和对抗，这构成了小说文本的某种复调特征。这里涉及到沈从文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继承和反抗问题。不能说把沈从文的作品纳入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的阐释框架全无道理，沈从文本人虽然没有直接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洗礼，但引领沈从文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领路人，却都是五四新文学的大家，如郁达夫，如徐志摩，因此，沈从文对五四启蒙话语有所呼应和继承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的，这有沈从文作品中在在可见的对湘西故土痼疾与污秽的痛心为证；但沈从文的复杂性在于，他对五四启蒙话语在继承和呼应的同时，也有质疑和反抗。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以《萧萧》为代表的沈先生的作品中便是沈从文对湘西的复杂态度——有痛心，有批判；但同时有回望，有留连。正是这种对于一种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一种未经开化的淳朴的回望、眷恋与留连造就了沈从文的卓异和独特，也是沈从文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注释：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王安忆《走出凤凰》，赵园编《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3]王德威《批判的抒情》，《中国现代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