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儒家诗教传统及其启示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05首，《诗经》起初称“诗”或“诗三百”，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方称为《诗经》。

    《诗经》中所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前后相距500多年，创作者大多已不可考。汇编者则是周朝乐师。当时有天子派“遒人”（或称“行人”）到各地“采诗”、公卿列士献诗、太师陈诗等制度，所采之诗和所献之诗汇集于乐师，乐师正其音律、定其词章、演其乐舞，以用于各种礼仪场合并教授公子王孙。程俊英在其《诗经译注》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周礼》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可见周代乐官不但保管《诗经》，且担负着教授诗、乐的任务。三百篇都是有乐调的，诗乐不分，进行加工编辑工作的，可能就是乐官太师。到了春秋时代，诸侯间交际频繁，一般外交家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加强外交辞令，常常引用诗歌的章句，来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使其语言含蓄婉转而又生动，这就形成当时上层人物学诗的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周诗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的普遍要求下，乐工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地结集成为一本教科书。”程俊英的这段话，代表着当今学界比较普遍一致的看法。

    司马迁《史记》中有“孔子删诗”说，此说已被后世学者推翻。据相关史料记载，孔子之前，《诗经》已汇编成集，收录的诗歌与篇次与今天传世之本，并无大异。其中最为有力的证据是《左传》。《左传》中有相当多孔子出生之前一些贵族赋诗的记载，其所赋诗章绝大多数见于今传《诗经》。《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至鲁观乐，乐官所演奏《诗经》篇目，略同于今之传本，排列次序也只是稍有出入。而此时，孔子方在冲龄，再怎么天纵圣明，也不可能删诗。至于《论语·子罕》中记载孔子自言“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后世学者考证，《诗经》传布既久，乐调散乱错讹，孔子也只是和鲁国乐官一道做了些音律方面的补正而已，并未删诗。（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引言，有论述）孔子既未删诗，也未编诗，但他对《诗经》的整理和传布居功至伟。孔门设教，有“乐”之一目被列入六艺，这里的“乐”略同于《周礼》所说的“乐语”即差不多可等同于《诗》。孔子喜欢论诗、言诗，对弟子中能悟诗学要旨者从来不吝赏赞，而且还择其弟子中资质佳者，传授诗学。孔子不仅把《诗》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认识，还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开创了诗学传统。

    由此看来，《诗经》并不是孔子所编选，它既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也是集体编辑整理的结果，还是集体钻研传授的结果，凝聚了中华民祖先辈们的集体心血和智慧。

    《诗经》在先秦时期的流传线条是由孔子而至子夏，子夏数传至荀子，至秦始皇焚书，《诗经》几乎消亡。西汉时期，说诗者先有三家显赫一时，分别是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三家的诗传除《韩诗外传》得以保全外，其它的均已亡佚。鲁人毛亨、赵人毛苌依据古文（西汉时期所谓的“古文”是指周代所使用的文字，相对于当时流行的“今文”隶书而言）说诗，后出而不为人所重视，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作笺注，遂后来居上，一枝独秀。我们现在所见《诗经》传本，即为《毛诗》。《毛诗》传至唐代，已不易懂，于是有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对毛诗传和郑玄笺再作注解。宋代治诗者众，成书者伙，而集大成者则为朱熹的《诗集传》。朱子说诗，敢于舍弃《毛诗序》，据诗之本意阐发，剥离了《诗经》上一些凿空而来的牵强附会，使《诗经》研究的风气为之一变。清代学者，学风更加务实，对《诗经》研究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为其中的佼佼者。

    《诗经》305首诗被分为风（160首）、雅（105首）、颂（40首）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小雅和大雅，合而称之为“四诗”，有一副在数字上作文章的对联是“三代夏商周，四诗风雅颂”，其所谓“四诗”（另一说认为是指鲁、齐、韩、毛四家诗），即本于此。风、雅、颂的分类依据，流行的说法是按乐曲音调的风格进行划分的。“风”的乐调属地方歌谣性质，“雅”的乐调当时被视为“正”，属于周朝王畿内主要是陕西一带的音乐，“颂”则相当于是宫庭音乐。《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被概括为赋、比、兴三种。据朱熹的解释：“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风、雅、颂、赋、比、兴被合称为“诗经六义”，是诗学中最基本的概念。

    《诗经》所录305首诗歌，创作时间跨度长，诗歌来源地域广，作者又形形色色，所以这部诗歌总集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很好体现了一个“集”字。从内容上看，齐家治国、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无不毕具，可以说，全景式地展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生动面貌和先民们的情感诉求，不仅是文学宝典，还是一座丰富的史库。更为重要的是，《诗经》从结集时起直到当代，传布两三千年，滋养甚至可以说哺育民族文化之深远，罕有其匹，任何人想要深入理解华夏文明，了解中华文化之源流，《诗经》都是一座无法绕过的高峰。从形式上看，《诗经》的赋诗言志、诗乐融合、敷陈比兴、重章叠句、遣辞命意、温柔敦厚等等涉及语言运用、篇章结构、修辞手法、表现风格的诸多艺术技巧，都具有开创性、原生性，对后世的文学和文章形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诗经》巨大的成就和恒久的艺术魅力，受到各家各派尤其是儒家学派的极力推崇，经孔子和其他儒家先哲的弘扬以及后世儒者的不断诠释追捧，以《诗经》为基础的诗教得以形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教传统薪火相传，长盛不衰。

    所谓诗教，即《诗经》和儒教的结合，《诗》为手段，教为目的。诗教从其目的功用和时代嬗变上看，约可分解为以《诗》为教、《诗》教合一、以《诗》代教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阶段。

    以《诗》为教，即把《诗》当作教材，从中学习领悟周公之家法、儒教之精髓。这一传统直接源于孔子，他取《诗经·鲁颂·驷》中的一句总评《诗经》为“思无邪”，概括其主要功能为“兴观群怨”。所谓“无邪”，是称赞《诗》本于事，赅于理，源于心，达于情，善恶有显，中正平和，有百利而无一害，浸润其中，自能通达。所谓“兴观群怨”，是说《诗》具有感发情志、考见得失、协洽人伦、宣泄不平之气的四种基本功能，近可以事父，远可以事君，年轻人只要学好了《诗》，就可以无往不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亲身垂范并不遗余力地倡导诗学。他告诫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女为《周南》、《召南》矣夫，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看看，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不学《诗》中的《周南》、《召南》就如同面对着一堵墙，无路可走，甚至不足以为人，多么严重！他勉励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 《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年轻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而《诗》是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科目，学好了《诗》，不论是国内为政还是外出担任使节，均可以绰绰有裕。从孔子的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充分肯定了《诗》在增知识、广见闻、练口才、强礼仪、修身养志、齐家治国等多方面的价值。以《诗》为教，朴素实用，既体现了儒家“入世”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学风和教风。

    孔子之后，《诗》教逐步融合，并进而合一。据司马迁《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将诗学直接传给了其弟子卜商（子夏），卜商大成后，居西河以教授为业，培养出了魏文侯这样的杰出人物。此时卜商手中的《诗经》及其教授弟子的情形虽不可复见，但诗教传统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变化想必是有的。变化一，卜商的《诗》已融进了孔子的“述”和自己的“悟”，《诗》与儒教已经是水乳交融。变化二，卜商尽管不是专攻《诗》之一艺，起码也是以《诗》为主来教授弟子，不再如孔子时期多经并举。延及西汉，三家诗兴，也多是遵循卜商一脉，以《诗》论教，以教解《诗》。据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等教授弟子，非《诗》不言，培养了一批为大汉王朝服务的人才。这一阶段的诗教传统已不如孔子时期的朴素，《诗经》的政治教化作用得到突出和强化，而文学艺术功能则大大削弱。不过，虽说《诗》教合一，但这时的“教”尚未经汉儒大肆改造，元气尚足，以教解《诗》仍不失《诗》的相对独立性。

    诗教传统更进一步的发展，便是以《诗》代教，《诗经》几乎沦为了纯粹的政治伦理教科书。以《诗》代教的始作俑者即为《毛诗序》，《毛诗序》假托为卜商所作，实际则是东汉卫宏的杜撰。《毛诗序》的大序即总序放在《关睢》之前，是一篇颇有影响的文艺论著。小序放在其他各篇的篇首，相当于每首诗的题解，该题解主要作用在于指出每首诗的主题、作者及其背后的历史事件。《诗经》自从添加上了“序”之后，变成了篇篇有史实（本事），篇篇有寓意，篇篇关乎齐家治国、伦理教化，把一部生动活泼的文学宝典改造成了兜售儒家政治学说的教材。荒谬的是，序所补充的“本事”和基于儒教的主题拔高，大多属于捕风捉影的曲说。举例而言，《关雎》、《蒹葭》原本是优美的爱情诗，前者被《毛诗序》说成是“后妃之德也”，后者被说成是“刺襄公也”。可悲的是，《毛诗序》一经炮制出炉，即为后世俗儒、陋儒、犬儒所沿袭，诗教之风愈刮愈盛，《诗经》遂演变成了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重要工具，本来面目则不复可见。

    至宋代，儒学一变而为理学，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系统改造升级儒学的同时，也对诗教传统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变革，他认为《毛诗序》是理解原诗的迷障，他的《诗集传》断然舍弃《毛诗序》，尊重《诗经》原文，吸收宋人最新研究成果，择善而从，力求披文以入情、入理，从而一定成度上恢复孔子时期诗学的务实学风。但是，理学毕竟还是儒学，《诗集传》自然跳不出诗教传统的窠臼，顶多也就是一个修订版而已。加上元明清三朝，封建统治更加严苛，科举制度登峰造极，包括《诗集传》在内的朱子政治伦理学说，遂被统治者充分采用，成了维系其政教人心的思想工具。

    综观儒家诗教传统，有它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钳制思想、维系封建治道，但更多的应该是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诗教发挥了共建语境、规范礼仪、普及文化、陶铸思维等多种功用，在中华民族的充分融合和华夏文明的发扬光大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教传统给我们今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启发一，建立统一的文化体系，有群育作用。早期《诗经》是语乐歌舞一体的文化集成，人们对话用它、交往用它、集会用它、生活用它、娱乐用它，小到婚丧宴饮，大到祭祀大典，无不用它，它的汇编成集到推广使用，对于族群的融合与邦国的稳定，功不可没。后世汉、魏、南朝设乐府，发挥采诗、演诗功能，应该说是统治阶层对《诗经》和儒教传统的主动继承。

    启发二，发挥艺术感染力，寓教于乐，有助风化。“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诗经》从内容上讲，丰富多样，像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且很多诗章源于下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易于为人所接受；从形式上讲，诗乐融合，适宜吟诵、弦歌、表演，雅俗共赏，尤为人所喜闻乐道。因此，提倡《诗经》的学习普及，正是出于儒学和统治者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需要。

    启发三，语言的统一与规范，有助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思维模式的趋同，增强民族凝聚力。语言文字不只是交际的工具，还具有更深层的作用，此中玄机，自无需赘述。

    只有启发没用，重要的是行动。现今中国好像是个文化上的战国时代，且不说诗教传统不复可见，许多传统均无影无踪，在所谓多元、西化思潮影响下，我们的根柢没有了，经典没有了，规矩没有了，许多人正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越来越不靠谱，当我们为心灵家园的荒芜与失守而倍感焦虑时，为公共价值体系的崩溃坍塌而束手无策时，可曾想过传统诗教所给过我们的那份安稳和清凉？

    其实，诗教传统，不独中国为然，西方也不例外。就拿基督教来说，其教堂随处可见，传经布道冠冕堂皇，至于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等，更是相当多，而其中的诵经、唱赞美诗则始终是主旋律，这又何尝不是西方的诗教呢？只可惜，我们的诗教传统至今荡然无存，而基督教仍然是薪尽火传。

    所以，古为今用也好，洋为中用也好，为今计，为子孙计，也为国家民族计，我们都应担当些文化传承的责任，借鉴中华诗教传统，选择、选编一些经典性文艺作品，作为文化乳汁，去哺育滋养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的人生涂上一层民族文化的底色。同时，不堵不流，对一些严重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如充斥暴力色情的网络游戏，则理应大张挞伐甚至禁绝，还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一方明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