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说“岁月”太沉重），最挂欠的是家乡的“伙食”。虽然美国有很多中国菜店，却因为水土不服而变了味。似乎只有鸡蛋的差异不太大，于是我们就猛吃鸡蛋。变着花样做出了“盐茶鸡蛋”、“甜酒荷包蛋”、“卤鸡蛋”、“芙蓉蛋”“虎皮蛋”……在调制出不同的口味的鸡蛋的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很多关于鸡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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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很多国粹，“蛋炒饭”也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尤其是南方人，没有没吃过“蛋炒饭”的。在贵阳的小吃摊大排档，炒鸡蛋饭就是老板的“基本功”。不像在美国，要吃“蛋炒饭”只能自己做。
其实我一直很纳闷，老美超喜欢吃鸡蛋，也喜欢偶尔换个口胃吃顿米饭，而在我们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或是法拉盛的大小餐馆里，有饺子有面条甚而有米粉，可我还真没有看见过哪家的菜单上有“蛋炒饭”这一款的！

（我炒的加了美国甜玉米的蛋炒饭）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决定中午炒一个“蛋炒饭”来当午餐。打开冰箱，昨晚的剩饭还有；打开放鸡蛋的盒子，手却停在空中：拿一个呢还是拿两个？！那一刻肚子正饿，饿的感觉让人嘴馋，心理提示我应该吃两个！可我还是只拿了一个！不是为了节约，也不是为多吃一个鸡蛋会遭到女儿的白眼，而是我的“胃”这个皮囊的感觉让我不敢多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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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好笑，我二十二岁以前都不会“打”鸡蛋。在我从小关于“物价”的记忆中，虽然我无缘生于“一百块钱（五十年代的一分钱）”一个鸡蛋的年代，但我记得，我小时候的鸡蛋也不过“两百块钱（五十年代的两分钱）”一个。但在那五、六元钱就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五十年代，两分钱一个的鸡蛋也不是平常人家的平常菜。所以，由于鸡蛋的珍贵，我们家掌灶的奶奶是不会舍得给我一个“嗑”生鸡蛋的机会“告手脚”的。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饿饭”的“困难时期”，黑市的鸡蛋涨到五角钱一个，大家都惊呼“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正好我的三姑母在那年月生下我的小表弟小龙，坐一个月子只吃了十个鸡蛋以至于至今耿耿于怀。呵呵，我表弟今年49岁，我姑妈就念了四十九回，表弟每满一岁她老人家就要念一回。八十岁的姑妈现在好多事情她都忘记了，唯有这“十个鸡蛋”的故事年年要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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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又会如此清楚地记得“我二十二岁以后才会打鸡蛋” 的呢？那是因为那年我女儿出生了。我趁着坐月子有鸡蛋吃的机会，不但学会了“打鸡蛋”，还痛痛快快地大吃特吃了一个月的鸡蛋！
   生女儿的那一年，我还是知青身份农业户口二等公民。所以不能凭“购粮证”和女儿的“出生证”去领“鸡蛋票”。可传统的“养生学”告诉我们：“坐月子”一定要吃鸡吃蛋，于是我们只好另辟蹊径到遥远的乡下去“找”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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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女儿的父亲在兴义电影公司工作，他认识一个毕业于贵阳医学院的也喜欢画点画的“乡村医生”曾兄。请他利用工作之便在兴义城外崇山峻岭中的“七舍”乡，趁赶乡场的机会给我们收购了百十余个鸡蛋，然后辗转坐着马车和拖拉机拉到了兴义县城。之后又用几个装16毫米电影片的铁皮方盒装好，用报纸塞稳了，再托兴义运输公司熟识的货车司机带到贵阳城。所以，有了这百十多个鸡蛋“垫底”，我什么样的鸡蛋不敢“打”呢？我不怕“打坏蛋”，我在“打蛋中学打蛋”，最终学会了打鸡蛋。
   去年在美国时，我教大ABC学炒鸡蛋饭，也让她大着胆子学着掌握轻重缓急节奏频率最终“一石中的”学会了打鸡蛋。那时她才14岁，比她外婆整整提前8年就掌握了打鸡蛋的技巧！呵呵，真是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呀！

  （我在女儿家的早餐“椒盐荷包蛋”）

   十年后，我生儿子时，市场经济全面登场物质极大丰富。感谢政府感谢党，在“落实知识青年政策”的运作中，我的户口“农转非”，我有了户口本也有了购粮证，可是这时不兴发“鸡蛋票”了。这使我错过了一次被政府关怀的机会，像我姑母那样，为了几个鸡蛋至今耿耿于怀。生了儿子的第一餐，医院里一个熟识的老中医的夫人给我抬来十个红糖荷包蛋，俺连汤带水一食方休。至此，达到我“一次性”消费鸡蛋的数量的顶峰。之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鸡蛋身价下跌已成为“大众食品” ，并从原来的“大补品”滑向更为有益于健康的“粗茶淡饭”的对立面。

   虽然现在人们依然吃鸡蛋，只是吃得更“谨慎”了。再后来无论鸡蛋多寡与否价廉与否，我再也没有一顿吃过十个以上的鸡蛋。我从我创建的单位时间的“吃蛋纪录”中滑下来， “超越”的希望之火已经熄灭……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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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居年轻精壮之时无蛋可食，处蛋鸡丰盛之时则不能食，然则何时能“食”耶？休唉！
   昨天我去楼下小区里的便民店买鸡蛋，店主说六毛一个。我很惊讶！这个价格已经接近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价了！看来在物价的一片“涨声”中，鸡蛋并无大涨。既然鸡蛋价廉，那我们还能放开肚子吃鸡蛋，把失去的“饥饿岁月”补将回来吗？
   不行！不行！！专家说了，蛋黄里有“胆固醇”一天只能吃一个！！
   那就听专家的，一天只吃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