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美国的医药费非常昂贵，看急诊光挂号费就是几百美元。所以不敢贸然行动，想想也许睡一觉就会自然好的，不就是粒小沙子嘛！

   熬到12点，我疼痛加剧，每眨一次眼，眼皮磨在沙粒上如刀割针扎，我无法入睡坐卧不安，只好求助女儿。女儿和女婿一商量，决定立即送我去医院找医生。

   夜里路上行车少，再加上在接近医院的路上，路边都有醒目的灯箱指示医院的位置，所以开车15分钟后顺利地到达医院急诊部。急诊部患者不多，很安静，也不见医生。只有一个管理人员坐在那里，示意我们先填表。表的内容除了“姓名”外，还有到达时间和“症状”等项。填完表，我们便在候诊厅坐着等待。10分钟后，有一穿淡蓝色长褂的女士把我带到一间约4平米的眼科诊室里。她打开电脑，询问我的社会保险号和医疗保险等有关问题。女儿叫我拿出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说明我只是来此短期探亲，没有“医疗保险”。该女士点点头转身去拿了几页文件来叫我一一签字。我当时眼痛难耐，别说我不懂英文，就是懂的话，那一刻只要承诺能解除我的痛苦，即使是“卖身契”我也会签！在女儿的指点下，涮！涮！涮！一签两页三项。

   办完手续，她拿过来一条塑料带套在我的右手腕上，塑料带内装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打印着我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就诊时间及一些我看不懂的代码等基本情况，女儿说这是预备有的人需要直接送进去住院，用来确认病人身份的。然后那女士推过来一只“架子”，用一只夹子夹住我右手中指，把体温表放入我舌下，把血压计梆在我的手臂上，“一次性”三分钟完成血压心跳和体温的三项基本检测。

   又等了5分钟，过来一穿白色长褂的医生，她先带我到“视力表”前检查了我两只眼睛的视力。表上印的符号是大写的英文字母，忍住眼痛，我读得也还算是字正腔圆。然后问清我对哪些药物过敏后，便拿来一小瓶麻药告诉我：滴入眼内后会有30秒钟的不适。点了麻药后，眼睛立马不痛了，我睁开了泪眼模糊的左眼。医生开始用一台仪器近距离的检查细节，指出我的左眼球已被划伤。她沾了一点点什么东西放在我的眼里，并叫我眨巴眨巴眼皮，然后用一组紫色的灯条照着我那只“受伤”的左眼。我的左眼顿时变成一枚叶子形状的“荧光屏”，女儿说像巴斯克维尔猎犬（见“福尔摩斯侦探记”一书）的眼睛一样。据说这样便能够很容易地根据沙子的“阴影”确定沙子的位置，再把它取出来。医生叫我女儿和她一起帮着找那粒沙子，但遗憾的是这么先进的设备也没把那粒沙子找到，还不如中国的老太太们用嘴一阵的乱吹或用舌尖手帕角把沙子“蘸”出来。医生说，那就冲洗一下吧。我想：死马当作活马医，这是最后一招了，随便吧。

   上过麻药的眼睛，感觉不到疼痛，但也感觉不到那粒沙子的存在，只是感觉到冲洗后的惬意。医生打印好病历与处方交给我们说：麻药一小时后消除，如果那时还痛，可以再回到这里来。如果明天早晨还不好，可以就近到镇上某诊所去找专科医生。

   回家的路上，我想：人精神上的痛苦，想通了，痛苦也就消除了。而肉体上的痛苦，才是根本的切肤之痛。我这痛，还到不了“死去活来”的地步，便已经感到难以承受。为什么歌颂的是江姐那样坚强的人呢，看来在肉体痛苦的面前，我只能当甫志高了。

   一宿无话。天亮了，眨巴眨巴眼睛，疼痛已消失，还有点异物感。点上两滴50美元一小瓶的眼药水，闭目养神。中午起来，鼻子还是鼻子，眼睛还是眼睛。眼睛固然是不痛了，可心却痛起来。在美国看病是“秋後算账”，不知道过几天医院寄来的账单又该是何等的天价！！！那又怎么样呢，人总得舒舒坦坦的活着才是，你说对不？

   至晚，眼大愈。回忆昨夜此时，犹如装出来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