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申明秀

摘  要：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关键词：宋濂；儒道释；道统；文学观

自从韩愈为了与道释相抗衡而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儒家“道”的传承系统说，而开启宋代道学的先声之后，融合了道释精华的儒家道统思想就日益发展、壮大，它不仅进一步夯实了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渐渐成为衡量一个士人是否真儒的核心标志。被朱元璋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是明初杰出的“醇儒”之一，他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原道”、“宗经”、“师古”，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使得宋濂成了中国文化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吊诡的精神个案。对宋濂身上的儒道释的纠缠，他的好友同僚应最有发言权，一生偏重于儒家的刘基认为：“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至其驰骋之余，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则犹饫粱肉而茹苦茶、饮茗汁也。”（刘基《<</SPAN>潜溪后集>序》）〔1〕（2491）而同为宋濂知己的王袆的看法可能更为中允：“景濂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说，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氏之学，尤所研究，用其义趣，制为经论，绝类其语言，置诸其书中无辨也。”（王袆《宋太史传》）〔1〕（2327）当然更多的是抵制的声音，如明代理学家郑谖就因宋濂的佞佛而加以指责，现代的文学史家对宋濂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也很不以为然等等。本文拟对宋濂极端的道统思想及文学观的成因与内涵作一番探讨，以推动对宋濂的深层解读。

一  “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宋濂之佞佛

宋濂(1310—1381年)，浙江金华潜溪人，字景濂，号“潜溪”、“无相居士”、“龙门子”、“仙华生”、“白牛生”、“南宫散吏”、“南山樵者”等，其思想的繁杂多变从其号中也可见一斑。自幼英敏强记，好读能诗，颇有奇气，人称神童。先后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诸儒问学,博通经史，早有文名，而其一生学佛的经历及造诣更是堪称奇迹。

“予本章逢之流，四库书颇尝习读，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所谓‘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故多著见于文辞间，不知我者，或戟手来诋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2〕（940）宋濂入明后写的《<夹注辅教篇>序》一文中的这段话，可看作是其一生学佛经历的真实写照。宋濂曾与千岩、用明、白庵、端文等大师有方外交，其与千岩禅师的近30年的交往更是传为佳话，而能让后人能领略到宋濂学佛的不凡境界。

千岩禅师（1284-1357），俗姓董，名元长，字无明，号千岩，萧山人，泰定丁卯冬十月入主伏龙山，很快名震四方。其时大约十九岁的宋濂，因幼时即诵读了大量佛学著作，很是自负，闻义乌伏龙山来了位千岩禅师，“濂初往伏龙山见师，师吐言如奔雷。时濂方尚气，颇欲屈之，相与劫难数千言，不契而退。”（《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3〕（277）旋又去信问难，千岩元长和尚阅后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谈话半更。今日有书来报云云，无明读一过，不觉失笑。笑个甚么？笑景濂坐井观天，又如贫儿拾得锡，说与人要做银子卖。只是自不识货，教别人不识货则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尝在尘劳声色境界中，混得烂骨地熟了，思量计较文字语言，弄聪明业识多了。乍闻吾辈说一个放下，可以做寂静工夫，透脱生死。得此事入手，暂时起一念厌离之心，退步静坐。回头乃见无思量、无语言处，便错认作法身。喻如玲珑八面窗，喻如须弥山。言说不得!这个只是暂时歧路，如何便骂得佛，赞得祖，赞得无明耶？赞、骂、憎、爱心不除，但增长我见。我见未忘，目前只见别人过失，不知自家过失，要成办透脱生死大事，难矣!”（《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4〕（247-248）可见年轻宋濂虽读了不少佛经，但离真正参悟佛理而悟道尚远。

此次虽“不契”，但宋濂由此与比他长二十六岁的千岩禅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此“挥麈谈玄，无月不会。”（《天龙禅师无用贵公塔铭》）〔2〕（1488）在千岩禅师的教诲下，宋濂息心正念，深入大藏。宋濂后来在千岩禅师圆寂后为其写的塔铭中回忆道：“越二年，又往见焉，师问曰：‘闻君阅尽一大藏教，有诸？’濂曰：‘然。’曰：‘君耳阅乎，抑目观也？’曰：‘亦目观耳。’曰：‘使目之能观者，君谓谁耶？’濂扬眉向之，于是相视一笑。自时厥后，知师之道超出有无，实非凡情之所窥测，因缔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3〕（277）可见当时二十出头的宋濂学佛进步很快，对千岩禅师的道行深为折服，之后更是倾心礼敬，书问不绝。

千岩禅师对勤奋且悟性甚高的年轻宋濂亦更加看重，时时慈悲垂示，孜孜诱掖，其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的一封复信尤具代表性：“士林中来者,无不盛谈左右，乃间气所生，文章学问绝出，为浙东群儒之冠；且尤深于内典，欣羡无已。承叙，自幼读佛书，领其要旨，出入有无空假中。中至于中且不有，有无何在？三复斯言。此今之士夫，执有执无，离边离中，分彼此儒释之异，如左右儒释一贯者，能有几人？人言为不虚矣！张无尽云：‘余因学佛，然后知儒。’古德云：‘居无为界中，而不断灭有为之法；居有为界中，而不分别无为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审如是，则有为底便是无为底。左右已百了千当，何处更有身心之虑未祛？事物之来未息？又何处更有真实工夫可做？而后出离有为，了生死大事耶？左右与山野交二十年，会或剧谈，别或寄语，未有如此书之至诚也。人天之际唯诚，朋友之道亦诚而已……左右以至诚而来，山野不可不至诚而答。”（《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4〕（248）由这封信中千岩禅师的如此高度而真诚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幼就读佛书的宋濂在其即将不惑之年时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了，这跟他在佛学上的长期孜孜以求与甚深悟解是分不开的。

“予也不敏，尽阅三藏，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3〕（537）这是宋濂大约在其六十岁时写的《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一文中末尾的一段话，大约两年后在《<楚石禅师六会语>序》中又感慨道：“余耄矣，厄于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独乐序之而弗置者，悯魔说之害教，表正传以励世也。”〔3〕（513）在其六十四岁写的《佛性圆辩禅师净慈顺公逆川瘗塔碑铭》的序中宋濂这样总结道：“濂自幼至壮，饱览三藏诸文，粗识世雄氏所以见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颇以文辞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顺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铭为属。衰迟之余，诸习皆空，凡他有所请，辄峻拒而不为，独于铺叙悟缘，评骘梵行，每若不敢后者。盖欲表般若之胜因，启众生之正信也。”〔2〕（743）事实也正如此，宋濂曾经先后为元明之际出世弘法的近四十位高僧撰写过铭文，可见他在出家人眼中的分量，这些文字后来被“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祩宏大师辑为《护法录》刊行。在宋濂现今所存的1300多篇作品中，跟佛教直接教相关的铭、记、序、引、赞、颂、偈、说、题、跋等作品就占了近13％，数量如此之多，在宋明理学家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尤令卫道士恼火的是他的这些作品又大肆赞美佛教，其佞佛的标签太显眼了。

有人认为学佛不应囿于文字，反对宋濂的“以文辞为佛事”，而宋濂则认为：“佛法随世以为教，当达摩时，众生滞相离心，故入义学者悉斥去之。达观之言，犹达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权，而据以为实，则禅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为禅定智慧之本者，还可废乎？”（《<</SPAN>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集注>题辞》）〔2〕（652）由这一细节就可见宋濂学佛的功力。对佛教的推崇，入明以后的宋濂更是溢于言表：“大雄氏之道，洪纤悉备，上覆下载，如彼霄壤，无含生之弗摄也；东升西降，如彼日月，无昏衢之不照也。”（《赠定岩上人入东序》）〔3〕（512）宋濂不仅研习内典，领悟佛理，“以文辞为佛事”，而且也有相当的修为，他曾宴坐般若场中，深入禅定，“有巨钟，朝夕出大音声，我未尝闻之也。”（《声外锽师字说》）〔2〕（1317）

二  “学佛然后能知儒”：“六经皆心学”

    理学虽吸收了道释成分而提升、拓展了儒学，但像宋濂这样真正能做到儒释一贯的，还是罕见的。从上文提到的千岩禅师给宋濂的复信中，可以得知宋濂最迟在38岁时就已经做到了儒释一贯了，从他后来的一些论述中可以得到大量的佐证。

儒释两家，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二者表面上有很多分歧与冲突，但本质上还是有一致的地方。因为释家比儒家究竟，所以儒家往往倾向于排斥释家，但释家是不会否定儒家的，而且反而比儒家更知道儒学的可贵，因为儒家所推崇的“仁”、“君子之道”等也正是释家走向解脱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宋朝张无尽丞相感慨“学佛然后能知儒”的原因。前期的宋濂以“心学”来贯通儒释：“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今之人不可谓不学经也，而卒不及古人者无他，以心与经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图，不过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然固不知经之为何物也。”（《六经论》）〔3〕（72－73）宋濂隐居小龙门山著书时就借用佛理对“心”作了深入的探讨：“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曰：何也？曰：仰观乎天，清明弯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其广矣！大矣！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繁芜，亦广矣！大矣！而此心直与之参，混合无间，万象森然而莫不备焉。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能体此心之量而践之者，圣人之事也，如羲、尧、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践之而未至一间者，大贤之事也，如颜渊、孟轲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学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是心，而唯游气所徇者，小人之事也，如盗跖、恶来是也……心一立，四海国家可以治；心不立，则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此心若是，则家可颜、孟也，人可尧舜也，六经不必作矣，况诸氏百子乎？”(《龙门子凝道记·天下枢》）〔5〕（1773－1774) 100多年以后王阳明的心学才真正蔚为大观，可见宋濂的睿智与深刻。

学佛后的宋濂真正明白了儒学的价值与根本，他说：“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SPAN>徐教授文集>序》）〔5〕（1351）他这样赞叹孔子与儒学：“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万世之所宗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七儒解》）〔3〕（71）

儒释一贯的思想在宋濂后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与大力的弘扬。“天生东鲁、天竺二圣人，化导丞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趣于善道，则一而已。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为西竺之学者，则曰：‘我明心见性也。’究其实，虽若稍殊，世间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是则心者，万理之原，大无不包，小无不摄。能充之，则为贤知，反之，则愚不肖矣！觉之则为四圣，反之，则为六凡矣！世之人，但见修明礼乐刑政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为入道之要。一处世间，一出世间，有若冰炭、昼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万汇为之欣荣；秋冬之屈，而庶物为之藏息。”（《<</SPAN>夹注辅教编>序》）〔2〕（939）在《送璞原师还越中序》一文中又说：“柳仪曹有云：‘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人之向方。’诚哉是言也！盖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予儒家之流也，四库书册粗尝校阅；三藏玄文，颇亦玩索。负夸多斗靡之病，无抽关启钥之要。”〔2〕（721-722)宋濂在其晚年又进一步总结道：“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无非觉悟群迷，出离苦轮。中国圣人，受天眷命，为亿兆生民主，无非化民成俗，而跻于仁寿之域。前圣后圣，其揆一也。”（《<</SPAN>金刚般若经新解>序》）〔2〕（1292-1293）

儒释一贯的宋濂，在出仕后以儒为主，为明王朝的开国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深得朱元璋的赏识与敬重，曾当着朝臣的面这样称誉宋濂：“古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为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曾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不谓君子人乎？抑可谓贤乎？”（王崇炳《金华献征录》）〔1〕（2345）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宋濂不失时机地做到了儒释并举，除了乐此不疲于“以文辞为佛事”外，宋濂总是抓住机会与曾经做过和尚的朱元璋研习佛法，且成功地影响了朱元璋儒释并重的治国思想：“钦惟皇上，以生知之圣，一观辄悟；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治心缮性，远恶而趋善。斯心也，即如来拯度群生之心也，何其盛哉！”（《新刻楞伽经序》）〔2〕（1240）“皇上自临御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礼乐刑政，粲然备举。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无所不用其极。今又彰明内典，以资化导，唯恐一夫不获其所，其设心措虑，实与诸佛同一，慈悯有情，所谓仁之至义之尽者也，于戏盛哉！”（《<</SPAN>金刚般若经新解>序》）〔2〕（1293）朱元璋三教并重的思想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宋濂的努力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他在《三教论》中宣扬的就是儒道释一贯的思想。

三  “真儒在用世”：宋濂之道统思想

宋濂生长在具有浓厚理学传统及浓郁文化学术氛的金华地区，这为他道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然宋濂的成才、成功主要源于他的勤奋好学与转益多师。他先就学于闻人梦吉，后游学于吴莱、黄溍、柳贯、陈君采等名师大儒，博采众长，特别是通过他们学习“婺学”，上追周敦颐、二程、朱熹、吕祖谦等宋代理学家，直至孔孟，如此长期深受浙东儒家“事功”和金华学派“践履”精神的薰染，既崇尚伦理道德，又推重用世事功，两者兼取不偏，使宋濂迅速成长、成熟起来，而成为一代“醇儒”，其道德文章影响至今。

    道统思想在宋濂身上主要表现为儒家伦理的弘扬与积极用世。首先，宋濂大力倡导君子之道：“古语有之：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如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如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必君子也。”（《龙门子凝道记·君子微》）〔5〕（1789）“君子之道，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冲然若虚，渊然若潜，浑然若无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测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穷。唯其弗知，是以极微；唯其弗穷，是以有终。”(《萝山杂言》)〔3〕（50）这些描绘也确实是宋濂一生为人为官为文的形象写照。宋镰心目中君子抑或真儒的楷模是三国蜀汉的诸葛孔明，他认为：“三代以下，人物之杰然者，诸葛孔明数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后世，或侪之于伊、吕，固为少褒。”〔5〕（1735）在这篇勉励友人钱塘罗宗礼以孔明为榜样的的《静学斋记》一文中，宋濂继续这样议论道：“古人所以为圣贤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业，而存乎册书，非徒以其名称之美而已也……近代之所学者，浮于言而劣于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虽措之行事亦然也。学者不之察，率视之为空言，于是孔孟之道不如霸术之盛者久矣。”〔5〕（1736）

    宋濂不仅以君子的标准身体力行，而且还经常教育、开导自己的子女、学生、朋友等要立志高远、兼济天下。他在《龙门子凝道记·令狐微》中这样告诫瓒、璲二子：“当求为用世之学，理乎内而勿骛于外，志于仁义而绝于功利……富贵外物也，不可求也。天爵之贵，道德之富，当以之终身可也。”〔5〕（1814）又在《送从弟景清还潜溪序》中勉励景清说：“必也学为圣贤有用之学，达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不达则为师为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后庶几也。”〔3〕（107）方孝孺之于宋濂，有如当年宋濂之于吴莱，师生二人情如父子，宋濂对他这个最得意的弟子期望极高，致仕以后在送别方孝孺时亦写诗告勉：“真儒在用世，宁能事弥文？文繁必丧质，适中乃彬彬……道贵器乃贵，奚须事空言？孳孳务践行，勿负七尺身……此意竟谁知，为尔言谆谆。”（《送方生还宁海并序》）〔5〕（1627）在此诗的序中，宋濂认为，就诗文而言，唐宋以来，除欧阳修、苏轼以外，没有人能写超过方孝孺的，他预言道：“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过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5〕（1626）方孝孺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二十余年后果然以其舍生取义的惊天壮举，而“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濂的道统思想还集中表现在其“出处”问题的处理上。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宋濂则曰：“达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不达则为师为友，使斯道明。”〔3〕（107）显然宋濂的用世思想更为积极，主张不管个人穷达如何，都要有益于社会。事实上，宋濂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不达”的前大半生就是“为师为友，使斯道明”，而应召朱元璋之后的“达”的后小半生“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宋濂无论穷达，都是围绕一个“道”字，或“行道”或“明道”，可见其道统思想的正宗。宋濂在元朝时曾屡入科场，均名落孙山，但至正九年（1349）当被荐为翰林编修官时，年已四十的宋濂却“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郑楷《行状》）〔1〕（2352）这个举动颇令人费解，其实还是跟宋濂的独特的道统思想有关。宋濂认为，仕进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行道”，他后来在《白牛生传》中这样写道：“生不肯干禄，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禄可干耶？仕当为道谋，不为身谋，干之私也’”〔3〕（80）也许正因为宋濂越来越看出了无道的元朝即将瓦解的迹象，即使出仕也无从“行道”，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隐，去“明道”，而当十一年后朱元璋聘请他时，他稍一婉拒后就欣然出山了，因为他已看出了朱元璋将是未来天下的“明君”。

无论是授经麟溪，还是隐居仙华山，入小龙门山著书，宋濂或读书，或授经，或著书，或交游，或徜徉山水，无不是他“明道”的努力，而显示了他放达、通脱的本色。他的好友王袆曾这样描写宋濂：“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或携友徜徉梅花间，轰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适。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不暇顾，而笃于伦品。处父子兄弟夫妇间，尽其道；与人交，任其无钩距；视人世，百为变眩捭阖，谩若不知，知之亦弗与较。”（王袆《宋太史传》）〔1〕（2327）一个放浪形骸的赤子形象跃然纸上，与入明后纯正雅儒的宋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由此可知，“达”后的宋濂为了“行道”，不得不包装自己，表面上看宋濂前后期判若二人，实则一也。对于一心用世的宋濂来说，面对混乱腐朽的元末现实，长期的退隐实在是百般无奈的选择，而总是拿古之隐者孔明等为自己开脱：“古之人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龙门子凝道记·越生微》）〔5〕（1807）他这样表白自己的拳拳济世之心：“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龙门子凝道记·采苓符》）〔5〕（1754）所以当朱元璋遣使者礼聘他时，他说：“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遂幡然应诏”。（郑楷《行状》）〔1〕（2352）

四  “宁能滞弥文”：宋濂之道统文学观

    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而由宋濂总裁修撰的《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这一被后人看来严重危害文学的举措其实就源于宋濂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从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文以载道”，到刘勰《文心雕龙》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强调“明道”、“宗经”、“征圣”，道统文学一直波澜不惊，而到唐代以恢复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所大力倡导的古文运动，才一时盛况空前，至宋代真正迎来了道统文学的全面盛张。宋初经过柳开、穆修、石介等人的努力，到北宋中期随着理学的兴起，周敦颐、二程、欧阳修、苏舜钦等前后接力，道统文学终蔚为大观，但至宋濂时，道统文学又早已凋零。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高屋建瓴，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文学的珍贵，而毕生竭力倡导在常人看来难以理喻的、极端的道统文学观，其用心良苦，亘古未有。

    宋濂早有文名，经柳贯、黄溍等文章大家栽培与褒奖后，更是声名鹊起。柳贯谓宋文“雄浑可喜”，曰：“吾邦文献，浙水东号为极盛。吾老矣，不足负荷此事。后继来者，所望惟景濂。以绝伦之识，而济以精博之学，进之以不止，如驾风帆于大江中，其孰能御？”黄溍谓宋文“雄丽而温雅”，曰：“吾乡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柳、黄过世后，“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王袆《宋太史传》)〔1〕（2326-2327）可让人意外的是，宋濂并不满意自己的文名，他写于中年的自传式的《白牛生传》中有云：“或以文人称之，则又拂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3〕（80）年近花甲之年他又这样总结道：“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唯悔之，辄在愧之；非唯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毁笔砚，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赠梁建中序》）〔3〕（558）宋濂为什么不承认自己为“文人”呢？为什么越来越悔恨自己几十年来的“以古文辞为事”呢？这其实还是根源于宋濂越来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

    那么，宋濂心目中的“文”或“文人”的标准究竟怎样呢？又是怎样演变的呢？我们先看宋濂前期的思考：“呜呼！文岂易言哉！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群圣人与天地参，以天地之文发为人文……虽其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华川书舍记》）〔3〕（56）“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天地之间，至大至刚，而吾藉之生者，非气也耶？必能养之而后道明，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文雄而后追配乎圣经。不若是，不足以谓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系道，不作焉可也。”（《浦阳人物记·文学篇序》）〔5〕（1838） 花甲之年宋濂这样强调：“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赠梁建中序》）〔1〕（557）晚年的宋濂又进一步总结道：“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炜然，非故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圣贤亦然，三代之《书》、《诗》，四圣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尝求其文哉？道充于中，事触于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尔!故四经之文,垂百世而无谬，天下则而准之。”（《<</SPAN>朱葵山文集>序》）〔5〕（1674）这里宋濂反复论述的就是“道”、“气”、“德”与“文”的同一关系，那么这个“文”就不是广义的“文”，而是狭义的高标准的“载道”或“明道”之“文”了，这样的“文”当然是罕见的。

越到后来，宋濂道统文学观也越是极端而明确，当然也更让人难以接受了。在《<</SPAN>徐教授文集>序》一文中宋濂再次大谈特谈“道”与“文”的关系：“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时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时而竭也；金与石至固且坚，亦有时而销泐也。文辞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间，而谓其能不朽者，盖天地之间，有形则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无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皇极赖之以建，彝伦赖之以叙，人心赖之以正，此岂细故也哉？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SPAN>徐教授文集>序》）〔5〕（1351）接着又从反面来论述：“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危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汕，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牌闺，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瘦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穠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厌厌不振，如下俚衣装，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遍举也。”（《<</SPAN>徐教授文集>序》）〔5〕（1351）宋濂评判是否为“文”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道”，这样自然就排除了大量无“道”或少“道”的作品，等于取消了文学的多样性，而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因而他对历代名家之文的评判就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了：“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违，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其始无愧于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SPAN>徐教授文集>序》）〔5〕（1352）显然，在宋濂看来，前人留下的汗牛充栋的书册中能称为“文”的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能称为“文人”的也就屈指可数了。

致仕家居后撰写的《文原》与《文说》则更为集中地表述了宋濂后期的道统文学观。前者明确指出：“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文原》）〔5〕（1403）后者又给“文”下了个更标准的定义：“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文说》）〔5〕（1568）而最能反映宋濂道统文学观日趋极端的，则是他对司马迁、班固的态度的变化：“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虽然，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予之所见，则有异于是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衙，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去此则曲狭僻径耳，荦确邪蹊耳，胡可行哉？”（《文原》）〔5〕（1406）这里，宋濂将同为“枝与叶”的“迁、固”也砍去了，最终逐出了“文”的领域。到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宋濂为什么不敢被称为“文人”和悔恨自己的“溺于文辞”了，他把“文”的标准大大提高，而排除了“流俗之文”，后人就只能望“文”兴叹了。

由于坚持自己正宗的道统文学观，宋濂对千百年来的“文之衰”现象深感忧虑，他在《师古斋箴并序》一文中借题发挥道：“然则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诸心，心之言形诸书；日诵之，日履之，与之俱化，无间古今也。若曰专溺辞章之间，上法周汉，下蹴唐宋，美则美矣，岂师古者乎？”〔2〕（922）在《<</SPAN>讷斋集>序》中他又感慨道：“孔子忧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教凌夷，学者味其本原，乃专以辞章为文，抽媲青白，组织华巧，徒以供一时之美观。譬如春卉之芳穠，非不嫣然可悦也，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盖寡矣。呜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极乎!”〔1〕（2032）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时，宋濂却为道统文学的长期缺失而忧心忡忡，而大声疾呼，可是回音寥寥。

一生浸淫佛老的宋濂却坚持如此极端、激烈的道统文学观，而把道统文学观发展到极致，乍一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如果像宋濂那样能贯通儒道释，也就释然了。曲高和寡的道统文学观发展到宋濂这样一个最高峰，可谓戛然而止了，后来虽有唐宋派的余波，也很快淹没在“情”与“个性”的文学声浪中，道学、道统文学观已走进了历史的末路。明清以来，文学可谓百花齐放，可就是缺少了真正的、也是最重要的道统文学，后人遥望的只能是站在明初的宋濂那孤独、依稀的背影。

五  结语：“平生无别念，念念只麟溪”

宋濂晚年因坐孙宋慎罪被逮，后经马皇后、太子的求情，被朱元璋免去一死，流放至茂州安置。临别前，他把自己的文稿、画像等托付给在京的义门弟子郑楷，并赋诗一首道：“平生无别念，念念只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当复来归。”（郑柏 《宋潜溪先生遗像记》）〔1〕（2304）从1335年二十六岁到麟溪郑义门执教到1380年七十一岁远遣四川茂州的四十五年当中，宋濂虽曾几度出入浦江麟溪，但前后总计有近二十四年是在麟溪度过的。郑义门是宋濂传道、明道的最好基地，麟溪绝佳的人文、山水又是宋濂学道、悟道、著书的天然道场，儒道释与麟溪的一草一木早已融进了宋濂的生命里，而铸成了宋濂矢志不渝的道统思想及道统文学观。后来虽离开麟溪出山“行道”，但他的根一直在麟溪，是麟溪滋润了他的灵魂、他的思想，所以远徙他乡之前才有这样的慨叹。

宋濂卧病途中，卒于夔州。临终前书写毕《观化帖》，端坐而逝。帖云：“君子观化，小人怛化。中心既怛，何以能观？我心情识尽空，等于太虚。不见空空，不见不空，大小乘法门，不过如此。人自不信，可怜可笑。示怿示恪。”（王崇炳《金华献征录》）〔1〕（2347）宋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以文辞为佛事”，安然离去，为他“传道”、“明道”、“行道”的圆满人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参考文献：

〔1〕罗月霞.宋濂全集（第四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罗月霞.宋濂全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3〕罗月霞.宋濂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4〕蓝吉富.禅宗全书(第四十九卷)[M].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司,1989

〔5〕罗月霞.宋濂全集（第三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本文发表于《江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