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粘榆皮银城

 

龙生九种，种种不一。

大伯那样一把好苦水，二伯却是个懒汉。

生在穷苦人家，不勤谨，谁喜欢呢?只有奶奶心疼他。记得我小时，极为怨恨地问过奶奶：“我二伯咋就是个懒汉?不嫌给咱老槐树底丢人？”奶奶说：“唉！你二伯小时没奶，老南瓜绵山药喂大的，可怜的六岁才会走道儿，骨头就软着哩！”

父亲和四叔，六七岁上就打草卖柴的。筲桶祖的一小捆柴，卖俩铜子儿还买一缕儿线哩！可是，二伯十五、六岁了，叫他挑担水，那比求雨还要难：先得检查缸底是否有水，再得埋怨桶大筲沉，勉强挑了水桶出门，还要哭声哭气嘟哝：

“人家叫担水哩，这有甚办法?这来大的筲，想把人压死哩!”

大伯从窑上六十里地挑回来的煤，二伯从大门外都挑不进煤池里。

有一回，爷爷叫他筛草喂驴。他撮了一筛草也不捡一捡，一下栽到槽里，还冲驴念叨：“你转驴也没转生个有福的驴！卖到这号人家来还想吃好草料?”

爷爷来拌料，发现槽底有两只鞋钉子，抡起拌料棍兜头就打：

“你哥扛了三年长工，好容易给家里置下了牲口，你想噎死你那爷爷哩?”

爷爷动了真气，下了狠手，二伯捂了脑袋叫：

“儿子不好，不如你那驴值钱，打着不心疼！”

“说对了！老槐树底出了这号子弟，真不如一条驴！”

爷爷还要打，二伯指头缝里渗着血，红了眼睛出门去：

“穷急了，想打煞儿子卖人肉哩?我还想活个自在哩！———离了老槐树底，人就不活啦?”

奶奶急得隔窗户吼叫：“银城！二小！”

二伯已经出了大门，隔门楼答腔：“妈！你儿子多哩，还稀罕个二小?”二伯一走，再不回头。

二伯正睡午觉。

两间小西房还是那样儿。椽子大梁烟熏了几十年，黑烟油钟乳似的倒挂着；屋顶四个墙角都结着蜘蛛网，墙皮斑驳脱落露着砌墙石，地下只有一只豁了边儿的水缸，两只米面瓦罐，炕上依然是只铺一张席子。———巨大的变化是，炕角竟然有了一床被子！二伯光着上身睡觉，没一根头发的脑瓜象个铜瓢，栽在黑铁色的被上闪闪发光。这次回家，父亲嘱咐我给二伯扯一床棉被，母亲不同意：“扯下还不是又换了酒喝：”父亲说：“反正咱们尽了这份心就是了！”———想不到，二伯床上却有一张被！这真是近乎一桩“奇迹”了。

那一年，我们村小学的女教员率领学生们检查卫生。二伯的家不卫生那是无疑的了，可是，女教师奇怪地发问了：

“老人，你这屋顶是黑漆漆出来的吧！”

二伯错以为教员挖苦他，哪有好话：

“依你说，我这脑瓜是红铜镀出来的了?”女教师红了脸，可还是好奇得要命：“老人，你的铺盖呢?”“在柜里锁着哩！”教师瞅瞅地下，又问：“你的柜呢？”“在地下埋着哩！”平定师范毕业的女教员总也想不通：他到底怎么睡觉呢?

二伯就这样。冬天，头下枕双鞋，身上盖件棉衣。把炕烧得热热的，烫了左边烫右边。天气一热，棉衣里的花絮一扔，穿开了夹袄，再热，衣里子扯去，就换上单衫子。———教员要找二伯的铺盖，那岂不是“缘木求鱼”吗?不过，二伯没铺盖，反倒还有一件毛衣，却是叫石板沟的人眼红不迭。

毛衣是七叔从东北给二伯寄回来的，是件旧毛衣。大伏天，二伯光身穿了那件毛衣满街转，几乎嚷遍了石板沟：

“毛衣！这东西是贵气，冬暖夏凉!———是我老七从东北捎回来的哩！”

二伯一头的汗，可石板沟的人自古没见过毛衣，真以为那东西冬暖夏凉哩。我刚要呼叫二伯，突然，门头起有人说话：“吃了饭啦？”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一只八哥在笼里蹦蹦跳跳。———二伯却已醒了。

“二伯！”

“啊呀！是咱大山！”

二伯忙起身，拍拍炕沿，“快坐，快坐！”说着跳下地，从水缸里扯起一瓢冷水来，“咚咚”地灌下了肚，然后抹抹嘴让客，“你也喝点儿?”

二伯家里连只暖瓶也没有，冷水让客就算是看得起人哩！我忙也扯了一瓢冷水：家乡的旱井水，带点土味儿，带点咸味儿，还带点甜味儿……

冷水下肚，身上发冷。我招呼二伯：

“二伯，你披挂上点儿！”

二伯从被垛后头抽出衣服来披了。细瞅，补钉空隙间露出几处毛线来。

“二伯，你还留着这件毛衣?”

二伯拍拍衣襟：“这，是你七叔远里三千从东北捎回来的哩！”

我正想找个话碴儿，二伯得意地瞅着我问：

“大山！你看二伯家里多了甚家当?”

他自己说着，早把眼光扫向炕头的被子。“是多了条被子吧?”

“对呀！”二伯满意地叫起来，“还是咱大山有眼！———你知道我咋没卖了换酒喝？”

“二伯老了，不经冻了。”

二伯摇摇秃头：“不对！二伯一辈子的功底了，还伯冻？”

“二伯这二年光景好了，有钱打酒了。”

“钱还有个够的时候！———二伯告诉你吧！”二伯见我猜不出，没了耐心，“这张被，是老村长临死给我留下的，”

“老村长好！老村长好！”八哥儿在笼里跳来跳去地叫。

二伯扬手要去拍鸟笼子，半空里停住了手，返身从炕席底摸了半把麦粒儿，撒进笼里。鸟儿吃食，二伯呆呆地瞅着鸟儿，我在炕沿上坐着等二伯说下去。老村长留下的被，二伯破例没有换了酒喝———二伯这样的人该是怎么想的呢?

二伯自打和老槐树底“割袍断义”，就不仅仅是懒汉了，又学会了赌和偷。

赌赢了，酒壶子、肉碟子摆在十字街口，吃一片肉“兹”地喝一盅酒，把兜肚里的铜子儿现钱抖得哗啦啦响，专指着石板沟的富户财主嚷：

“小子，看一看，听一听，能照你二爷这样儿活一天?”

石板沟的头号财主，也就是五十亩坡地俩长工，长工吃精面干粮，他吃糠面窝头，长工挑一担谷子，他一担谷外加一捆豆荚子。平日走路算账捡小钱，一根针恨不能撅两截使———二伯嚷中带骂，财主没功夫搭腔，还怕失了身分哩！躲没人处才悄悄自鸣得意：怕你不吃哩！伯你不喝哩！你不穷还显不出我的富来哩！

二伯赌输了，只好缩着膀子晒太阳。抬棺打墓扔私生子，打更看秋扫庙院，什么也干。实在没法儿了，就偷。偷的日子多了，轻车熟路，看秋下夜的总也抓他不住。

看秋的抱着挠钩守在门口，守到天亮打开了盹儿，二伯拍拍肩头叫醒他：

“伙计，辛苦了一夜，老南瓜焖山药熟了，吃一碗！”

看秋的见二伯背着口袋出了村，把在村口老虎吃鹿死等着。二伯鬼头鬼脑往回溜，叫当众搜出了嫩玉米。看热闹的人多了，看秋的也把难听话说够了，二伯悠悠地荷起嫩玉米啃起来，一边啃一边问：“你二爷经见不多，你给二爷说说：谁家的玉米秸上结熟玉米?”

结果，看秋的当下气得要打自己的脸……二伯丢人败兴臊祖宗，老槐树底张家供起祖宗牌位来，说是要给二伯动家法。二伯指指爷爷问家长：

“你们没问问张占林？我算不算他儿?打坏我他要一辈子养活，那行！对着祖宗牌位说句话。说呀！———我这两天皮子正发痒哩，早想挨这家法板子哩！———不说?那我走啦!打坏我我还没法半夜翻墙头哩！”

爷爷气得要死要活，发狠道：“只当我这一辈子生了六个儿！———这号产业，死了不能进祖坟！”没过多久，二伯偏偏又把祖坟里的碑楼拆了卖了。宗族会议二次动家法，水蘸麻绳把二伯打了个满身红龙。二伯咬住牙关一句话：“那碑楼是祖宗的，不是你们的！”

“祖宗的碑楼你因甚卖了？”

“祖宗给你们留下房子留下地，没给我张银城一个制钱一根针！”

“张家祖宗不要你这号子弟！”

“那得问问我妈哩！她要说我不是我爹的，我另投我的祖宗去！”

打了个半死，二伯不说软话。还是奶奶跪下给家长磕了头，才算救下了一条命。奶奶哭着数落二伯，

“银城，你可学个好吧！看给打成个甚啦？”

二伯笑一笑：

“妈！拆了碑楼子，人家还不出出气?我挨了打，可也美美地吃喝了几回哩！该当，该当！”

三爷爷秀林读过几天私塾，戟指骂道：

“此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粘人扎手油腻麻缠的一个……一块……一根……”

三爷爷“比兴”不米，打了磕巴。二伯躺地下扭脖子道：

“三叔！你说的那象是一条子粘榆皮!”

二伯“粘榆皮”的绰号就是这样自己起下的。

土改以后，二伯不偷了，却卖开了分下的地。要不是合作化，两间小西房伯也早喝进肚里了。

合作社下地就能赚工分，二伯还是不下地。分他一份粮，连吃带换酒，不分呢，他还是个偷，抓他又很难，抓住也是三升谷子两把菜，治不了罪：罚吧，除了破瓮就是烂席片，一件打补钉毛衣还尽虱子。闹不好，他敲上个大砂锅上街嚷：

“农业社里饿死人啦！贫下中农快讨吃啦！”

社里结果还得救济他。常来石板沟下乡的公社干部也都知道这个人：

“张银城?那也算翻身农民?那是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捣不断的一个……一根……一条子粘榆皮！”

后来，还是老村长田应福把二伯制下来了。

田应福是旁姓小户人出身，胆小怕事的个老好人。日本鬼子时候，大姓张家欺负人，硬推举田应福出头当村长支应日本人。到八路军来了，他又暗里给抗日政权做事；———村长一直当到合作化，叫大家又选成了社长，公社化以后，年轻人领导生产，他退后当了支部书记。县社两级领导都信任田应福：“老田？没错儿！量不来米也丢不了口袋！”

高级社时候，田应福突然提议叫张银城看秋。社员们不论张家赵家都反对：“那不明叫粘榆皮偷哩?”

老村长说出一番道理来：

“反正银城也是个偷，省下另派一个人老看着他。———再说，你们没操心，银城偷粮是有数儿的：不置铺盖，不买穿戴。不盖房，不倒贩，就是个吃，顶多一月喝二斤薯干儿酒。他偷足了省下社里救济，咱不兴试他一年？”

有骂老村长糊涂的，有分析他没立场的。杂姓田赵两家更说老村长是巴结大姓张家的：

“农业社叫田应福办成张家的舍粥棚子了！”

试了一年，人们倒没甚说辞了。二伯家里还是那个穷相，没比往年多偷什么。别的手脚小不干净的，哪个还敢偷！二伯把挠钩擦得雪亮，红铜脑袋昂得高高的可街嚷：

“合作社叫人劳动挣分哩，叫人不劳动偷哩？———谁要动社里一根草叶子，二爷的挠钩可不认人！”

队上要给他记工，他摇摇手：

“不用！我早给自己偷够了，记那工做甚?”

据老村长了解，二伯酒也喝得少了。他自己说，“喝得醉熏熏地还能看住贼了?”

二伯总算没有卖了房，看秋下夜的也混个肚儿圆，所以奶奶活着时常叨叨，

“应福要是多活二年，你二伯算能少受二年罪！”

老村长田应福却是在二伯前头故去了……

二伯盯着个鸟笼子呆呆地，象是忘记了我这个侄儿。突然，他没头没脑地开了腔，

“好人不长寿，坏货活千年，老人们留下的话一点不假：应福哥那么个人死了，我这么个村害倒活着，———阎王爷也算糊涂到家了！”

二伯这样讲话，却是我万没有料到的，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话头只得又扯回这床被子上来：

“二伯，这床被是老村长给你留下的？”

“可不！老村长临不抵那天，差人把我喊到他家，指着这床被子说：‘银城，队里又给你做了一床被。你要听我一句话了，那你记着：这床被可不敢再卖了！我死了，年轻人当干部，怕一时想不周到。你也七十大几的人了，该知个好歹了！’———就是炕角里这床被。”

“二伯，这回我临离太原，我爹还特别叫我给你老扯床被，都以为……二伯总算使住了一条被子，我爹我妈听了不知该多高兴哩！”

“你爹给我扯的被子不下五六条，队里这多少年给我做的被子也不下五六条，二伯都换酒喝了！这回这条被，二伯是至死不卖了！———应福哥临死还记得我，一个两姓旁人，不容易呀！老村长把被子交代给我时，落了两点泪，二伯没出息的也哭了两眼———你爷爷死我都没下过泪！———当时，二伯对老村长说了，这张被，我张银城至死不卖了！”

二伯这样一个人，到老能有这么一点心肠，容易的吗?突然，一种说不出名堂的怅惘塞满我的胸膛：假如有回天之术，叫二伯能重新生活一世，他也许不会这样混一辈子的吧？也许，二伯觉着自己日子不多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吗?浪子回头金不换，二伯老来回头，晚则晚矣，然而；只要回头向善，总是件好事吧……

不觉已到起晌时候，街上人声渐高，脚步杂沓。我猛地想起一句话来：

“二伯，我爹让我问你：村里实行责任制了，你分下地了吗?”

“咱村眼下只分到了作业组。就算有一天包产了，哪个小子敢给我分地？分下地兴卖吗?不叫卖他给我种吗?”

二伯铜头硬撅橛的，顷刻间又是我心目中固有的粘榆皮二伯了。

“不分地，二伯你怎么生活?”

“看把咱大山愁的！二伯一辈子咋过还咋过!———就打上包产到户了，还能不要人看秋了?”

“你老了，要换了旁人看秋呢?”

二伯想了想，恨恨地说：

“那二伯还得偷！阎王爷不叫，我总不能自己饿死！”

“庄禾是各家的了，偷谁家谁家也吃不消呀！”

“你二伯倒傻！不会匀开来偷？”

“二伯，这偷……总不是个……”

“偷人做贼不光彩！二伯知道个这！可是老天爷生下这没本事的人，总得给碗饭吃。就说偷吧，古来就有，要不咋留传下个‘贼’字哩?———再说，二伯也偷不了几天啦!粘榆皮这个村害快死啦!”

二伯倒象有一套做贼的理论似的，我故意吓他：

“二伯，你偷了一辈子，死后不怕下地狱吗?”

“人死如灯灭，两眼一闭，知道个甚？都见过活人戴枷，谁见过死人受罪?”

“要是真有阴曹地府哩?”

“地府里的人也得吃饭！别人有吃的，你二伯就不愁还有偷的。不叫偷，鬼饿死了说不定又转生成人了哩!”

不怕死，而且不怕阴间报应的老人，我大概在石板沟只知道我的粘榆皮二伯！

说了半日话，我要告辞了。二伯伯拍铜瓢似的脑瓜说：

“看看，尽听二伯鬼说了！你坐坐，二伯打酒去！”

说着，他从炕席底摸出一张十块的票子来，拿到嘴边试银元似的“卜”地一吹，纸票发出了好听的声音。二伯大约看出我的疑惑来了，拍拍胸膛道：

“二伯偷瓜偷菜偷玉米，从也不偷钱的，偷了粮食也不倒贩。小偷小摸为个嘴，偷钱盗物发洋财，可是两码事，二伯清楚着哩！”二伯指指门头起的鸟笼，“这十块钱，是二伯卖八哥儿得的！你们给公家做事的人有讲究，怕粘上不干净哩，———大山你放心!这钱打的酒，没事！坏不了你的道行！”

二伯从水缸旮旯里提出了瓶子来，穿上毛衣顶着大日头打酒去了。

“你走啦?”

八哥儿突然叫起来。

这几年城里人讲究种花养鸟，开起什么花鸟店了。二伯起小是个闲人，学会了捉鸟养鸟，到老来不想倒多了一条生活的门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