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庆历新政——历史比故事更精彩！（上）

文/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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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人对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年间实施的变法非常熟悉，中学历史课本上曾经花费大篇幅进行讲述，什么青苗、保甲、募役、均税、市易、均输、裁兵、农田水利，搞得学生们头痛不已，只好死记硬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安石性格执拗，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采取铁腕政策，强力推行变法，不管合适与否，一刀切地推行，结果闹得朝野上下一片怨言。王安石的很多挚友，都与他反目成仇，比如司马光和苏轼，本来他们开始是支持变法的，最终也成了坚定的反对者。熙宁变法中很多改革措施在惠及民众的同时，确实能增加国家收入。不过那些推行新法的执行者，却把经念歪了，还借助变法的时机，为自己谋取私利，结果，后世将王安石手下的得力干将全部被打入了奸臣传，只有王荆公一人得以保存清白名节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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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不但是著名的改革家，还是名重一时的宋学中的“新学”开创者、文学家和政治家。那么，王安石的这些改革思想是从哪里获取的呢？每一个人开创一番事业，都要在前人奠基的基础上进行，王荆公这次熙宁变法可谓声震九州，开天辟地，提出了很多当时朝廷百官闻所未闻的改革措施，以至于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为变法失败埋下了隐患。

实际上，对王安石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范仲淹，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承认，也许他表面承认而内心并不服气。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竟然在范仲淹去世24年后，也就是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与皇帝议政之时说了下面这番话：“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说实话，如果不是这些话明明白白记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上面，我会认为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如今在正史上看到王安石对范仲淹如此诋毁，让我对此人产生了很多看法，也理解了为何那么多朋友和他反目成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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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范仲淹因为忧国忧民，仗义执言，一生仕途坎坷，三次被贬，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身患重病还在边关抗击敌寇三年时间。因为患肺病和眩晕症，范仲淹经常夜不能寐，却以惊人的毅力支持了下来，稳固了边疆，却被王安石称之为“但多暇日”。

范仲淹去世之后，谥号文正，被同辈之人高山仰止，敬仰之情溢于笔端，却被王安石称之为“故过人不远”。

因为杵怒刘太后和吕夷简这种典型的腐败分子而被污为朋党，结交志同道合的游人作诗酬和，却被王安石诬蔑为“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范仲淹因为进谏论事奋不顾身，甚至连命都敢搭上，被苟且无良之徒污为“邀名”，他不得不写了一篇《近名论》文章进行反击，以堵屑小之口，王安石却说范仲淹“好广名誉”。公道自在人心，范仲淹的人格高大，不是某个人就能污蔑抹杀干净的。而在范公刚去世不久，王安石可是亲口说过下面这句话：“（范公）一世之师，由初讫终，名节无暇。”如果与上面那番话做个对照，让人别有一番味道在心头。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南宋人李焘在本条史料后面加了一段话：“此一段无所照据，假神宗论答之语，实寓安石之私，以范仲淹好名，败坏风俗，岂不惑后世？并删去。今复存之，后世亦安可惑也？”

李焘的意思很明显，这条史料属于孤证，没有其他相关史料可作参照，很可能是假借与神宗对答的方式，寄托了王安石的个人想法，说范仲淹好名，败坏风俗，这不是要迷惑后世之人吗？本来想删掉，但还是留了下来，难道后世之人那么容易被迷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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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时年21岁，也是数一数二的青年才俊。在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29岁的王安石在鄞县任职三年期满，回临川老家探亲，路过杭州的时候，听说62岁的范仲淹就在杭州任知州，便专门拜访了这位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偶像级人物。二人见面之后，落座畅谈，欢欣之至。而两年之后，64岁的范文正公便病逝徐州，因此，这次杭州会面，是两位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的惟一一次见面。

王安石虽然在之前没见过范仲淹，但是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范仲淹的高尚的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应该深深感染了他，并激励着他刻苦攻读、积极进取。最重要的是，在范仲淹主导新政改革的庆历三年，王安石刚进士及第，亲身经历了新政实施，耳闻目睹了范仲淹等一派革新人物被反对派以“朋党”之污名逐出了京师。范仲淹的改革思想，肯定对年轻的王安石影响很大，让他在年富力强的青年时期，便开始思考变法救国之路。不管他二十多年后，出于什么目的和心理说出了那番鬼话，在他年轻之时，说他没受范仲淹的影响是很难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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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战争，虽然在范仲淹等一帮文官武将的努力下最终打了个平手，然而，也让仁宗皇帝第一次明白了自己治下的庞大帝国竟然如此不堪。我们不难理解仁宗皇帝所遭受的沉重打击，因此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仁宗就在庆历三年（1043年）将范仲淹和韩琦提拔为枢密副使，开始委以重任，而夏竦担任枢密使。范仲淹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之后，他的学生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特别高兴，向仁宗说道：“伏闻近降勅命，韩琦、范仲淹并授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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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

当时，担任宰相的是晏殊，参知政事是贾昌朝，谏官是欧阳修和余靖。由于夏竦本人性格奸猾，与吕夷简类似，曲意逢迎，而不以国事为重，被欧阳修和余靖连续不断的弹劾，最终被罢免贬出京城，到亳州任职。欧阳修便极力举荐还在边关的范仲淹，希望仁宗让他参知政事，必定大有作为。他在奏疏中写道：“如仲淹者，素有大才，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盖枢府只掌兵戎，中书乃是天下根本，万事孰不物治。伏望陛下且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中书，使得参预大政。”

仁宗皇帝这才听从欧阳修的建议，将范仲淹从枢密副使调任中书，以副宰相的身份参预国事。如今，掌管核心权力的大臣完全换血，革新派几乎全部登上了舞台。杜衍担任枢密使，他是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晏殊、章得象共同担任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之职；贾昌朝、富弼、韩琦和范仲淹共同参知政事；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这些人很多都是范仲淹的好友甚至老师，大都志趣相投，方向一致，只待仁宗皇帝一声令下，便可以施展拳脚，大展宏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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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靖）

但是，别忙，事情没那么简单。首先，范仲淹在接到参知政事的任命之后，当然为自己能有机会实现抱负而高兴，因此，他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和已经退休致仕的政敌吕夷简缓和关系。吕夷简人不在其位，态度比以前好了很多，说了一番无关痛痒的话，无非就是加以勉励而已。范仲淹如今已经55岁，性格应该变化了不少，对于如何搞好官场各方面的平衡，也有了新的体会。他深知，在官场，支持自己做事的人没有几个，但是看热闹和暗中坏事的人数不清。既然现在担任了副宰相，想干一番事业，就要处理好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而他主动与吕夷简和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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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范仲淹听到了几件事情，让他心头一沉，本来踌躇满志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预感到将要大事不妙。第一件事情，就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徂徕先生石介，当时担任太子中允和国子监直讲，典型的狂狷之士，在夏竦被贬出京师、范仲淹参知政事之后，大为高兴，就说道：“此盛事也，歌颂吾赋，其可已乎？”才思泉涌，笔走龙蛇，写下一篇《庆历盛德诗》，广为传唱，将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大大褒扬了一番，而将夏竦等人可劲贬损。他在诗中写道：“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石介将夏竦比作大奸，彻底惹怒了蜗居亳州的夏大人，夏竦读了此诗之后，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生吞活剥石介而后快。后来，他报复石介的手段之狠、之阴险，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此诗一出，天下哗然，石介的老师孙复连连叹道：“守道啊，守道，你这是在给自己惹祸上身啊！”而范仲淹看完这首诗后，连声说道：“石守道这是要坏我们的大事啊！”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预感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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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让范仲淹忐忑不安的事情是，他得知自己担任参知政事不是皇帝主动提出来的，而是作为谏官的欧阳修给皇帝提议的，感到非常吃惊，问仁宗道：“谏官竟然能够举荐宰相？”坚决不接受任命。一直僵持到庆历三年的8月份，这才正式担任此职。

范仲淹如此吃惊是有原因的，谏官的身份是什么？一来监督和约束中书宰相的行为，让他们别徇私枉法，二是给皇帝提一些诸如保重龙体安康、体谅百姓辛苦、节省宫中费用等不痛不痒的建议。谏官给皇帝举荐宰相，这是破天荒头一次，竟然被大文豪欧阳修做到了。这件事情如此诡异，让范仲淹不得不多打几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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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宗欧阳修）

最让他莫名其妙的是第三件事情，在他担任参知政事没多久，仁宗皇帝竟然破了祖宗几十年的规矩，在朝廷议事完毕之后，单独留下范仲淹一人，询问起治国改革良策来了，二人畅谈了很久。仁宗皇帝的这个反常的行为，让范仲淹心里又敲起了小鼓。原因为何？这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自己的后继子孙专门宠信某位大臣，而造成权臣大权独揽，最后架空皇帝，造成灾难，因此制定了皇帝不允许单独召见朝臣的祖训。而仁宗皇帝偏偏就违反了祖训，单独召见了范仲淹，还询问治国改革良策，很反常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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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第四件事情，仁宗皇帝打了范仲淹一个措手不及。仁宗皇帝召见完范仲淹等人之后，立刻下了一份手诏，让他在极短的时间里拿出一份改革方案。我们都知道，实施改革哪有那么容易？今天心血来潮：“我要改革！”明天就伸手要账：“快把改革方案给朕！”改革需要精心谋划，需要有先有后，需要稳扎稳打，需要潜移默化，需要大刀阔斧，需要长远规划，需要有足够耐心，需要做好数年或者十数年才能看到效果的心理准备。唯一忌讳的事情就是不能急躁！而仁宗皇帝偏偏这么急燥。很反常，对吧？以至于范仲淹忧心忡忡，对朋友私下说道：“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说得很有道理啊，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仁宗皇帝为何这么急促呢？答案也许在后面就会知道。

接到皇帝亲自写的手诏，范仲淹也只能拼了，一个晚上弄完奏章根本不可能，只能连续加班加点。结果后面连续几天，仁宗皇帝跟催命鬼似的，天天催促：“快把改革方案给朕！”终于，在花了数个不眠之夜后，范仲淹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将新政方案提交给了仁宗皇帝，这就是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全文7620字，是一篇很长的锦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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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

文章一开头，范仲淹就写道：伏奉手诏：“兮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得象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例闻奏，副朕拔耀之意”者。臣智不逮人，术不通古，岂足以奉大对。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预闻国事，又诏意丁宁，臣战汗惶怖，曾不获让……

这份《十事疏》将新政方案总结为十条，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这十条改革内容可以分一下类，第一类就是针对官员采取的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占比例最大；第二类是针对国计民生采取的措施：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第三类是针对朝廷和皇帝本人提出的建议：覃恩信、重命令，并无实质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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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

这十条措施，很多是范仲淹几十年来思想的精华，但是并非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他的原创，因为当时的朝中大臣，很多人都持有和范仲淹同样的观点，都逐渐认清了北宋王朝面临的深层次的社会危机，这才振臂高呼，想通过从里到外的改革，来让国家获得复兴。而范仲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很多人还对危机看得不是特别清晰、也没有具体的思路之时，就开始以极深的忧患意识开始思考救国之策了。

因此，《十事疏》中列举的改革措施，是集中了朝中股肱之臣众多思想的结晶，是集体的智慧，范仲淹将其总结归纳，作为新政的指导性纲领。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看，其中的很多措施还不完备，需要加以细化。最重要的是，还要充分考虑改革期间的各种负面因素以及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做好应对措施。改革，千万不能只顾头，而不顾尾，改了前面，结果留下一堆无法解决的烂摊子，那就适得其反了。

不幸的是，庆历新政恰恰就是在这方面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对铺天盖地袭来的反面意见和负面影响应对不够，被奸人钻了空子，抓住了把柄，本来很好的改革，最终惨淡收场。十分可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