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美国资深创新元勘学者、加大伯克利分校沃尔特.哈斯商学院教授David
J. Teece（出生于1948年）在Research
Policy杂志2018年10月号发表文章，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licensing models in the wireless world。
他在此文中说，complementarity（互补替代性）在经济体系中是普遍存在的，但经常被忽视。忽视的原因，可能要归于熊彼特，因为他只强调了新产品代替老产品，而忽视了在存在互补替代性的情况下，水涨船高，无论新船旧船都“高”了。
然后，他简要描述了6种互补替代性。
第一种，希克斯互补替代性（生产互补替代性）。这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J.
Hicks发表于1970年的文献中提出的。指的是，一种要素的价格下降导致该要素的使用量增加。降低某要素成本的创新等价于要素价格的下降。
第二种，Edgeworth/Pareto互补替代性（消费互补替代性）。指的是，两种商品X和Y一道消费所产生的效用，大于分别消费X和Y所产生的效用。在Edgewood的广义概念中，互补的事物可以是无价格的东西，如政府政策和组织结构。
第三种，Hirchleifer互补替代性（资产价格互补替代性）。如前所述，创新可改变价格，那么，最初的发明就产生了关于资产价格在未来会如何变动的预见（foreknowledge）。于是，有经济头脑、有财务手段又具有如此这般预见的发明家，如果其发明正向影响资产价格，就可以在资产市场上买空；如果其发明负向影响资产价格，就可以在资产市场上卖空，从而获取额外的价值。
第四种，古诺互补替代性（投入寡头垄断互补替代性）。如果两种产品分别由具有垄断实力的两家公司分别销售，但一道使用，则这两种产品属于古诺互补。
第五种，技术互补替代性。这一概念是Teece本人提出的。当一种创新的价值取决于改变一种或多种现有技术的性质，和（或）创造新的技术的时候，就出现了技术互补替代性。这种互补替代性与价格和使用量无关。互补的技术之间可以是水平关联、垂直关联或侧向关联。例如，要想实现电力的充分价值，就离不开电机的大发展。新一代移动网络的成功，离不开新芯片的开发，离不开手机的广泛使用。如果互补替代性技术是另一家公司所拥有的，则构成了“如何从创新中盈利”的新挑战。解决方案之一是自家开发这种互补替代性技术，但本公司又未必具有必要的技术实力。
第六种，创新互补替代性。指的是，通用技术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下游应用部门的生产率。例如，移动网络的改善给生产无线数据设备的厂商提供了创新机会。创新互补替代性可认为是技术互补替代性的一个特例。
不同互补替代性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两种商品之间的互补关系可能既是消费互补，又是技术互补，等等。不过，所有这些互补替代性的共同之处在于，互补替代性的存在产生了复杂的协调问题，从而使得“从创新中盈利”越发困难。
诺德豪斯与罗默：更早看穿时代秘密的人
时代周报记者 谢洋
美国东岸时间凌晨5点，一通来自瑞典的跨洋电话扰了两位老人的清梦。
77岁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与妻子在康乃狄克州纽哈芬（New
Haven）的寓所中醒来，电话响了两次，他都以为是广告推销电话。直到铃声第三次响起，诺德豪斯才拿起话筒。电话那头，诺贝尔奖评委会平静地告诉了他获奖的消息。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Paul M.
Romer）。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借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诺德豪斯现为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是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罗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职于纽约大学，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前者曾是博彩公司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竞猜中开出的获奖热门人选，后者则在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中，被误认为已确定的获奖人。
开启经济学大门
1967年26岁的诺德豪斯已从耶鲁大学完成本硕连读，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选择了留任耶鲁—这也是他父亲的母校。
那一年的诺德豪斯风华正茂，俊朗的五官加上利落的美式短发，西装革履的他已然成为一名风度翩翩的学者。但彼时的罗默还是个12岁的少年，他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正值叛逆期的罗默在学业上尚未崭露头角，在后来的大学申请中，他拿到了一份芝加哥大学的offer。
事实上，这两位学术泰斗真正开启经济学大门的时间都不算早。
据诺德豪斯回忆，大学本科时他“把二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滑雪了”，直到他选修了托宾（James
Tobin）的课程。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托宾对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他日后重要的合作者。
另一位良师益友是经济学史上的传奇大师萨缪尔森（P
Samuelson），他在物色合作者时，选中了诺德豪斯来共同修订他的《经济学原理》（Economics）教科书。关于“外部性”和经济周期的理论，此后也贯穿了诺德豪斯整个学术研究。
而罗默也曾对本科的数学物理课程感到厌倦，和诺德豪斯一样，罗默也遇到了经济学上的引路人。他在选修文科类课程的时候，被经济学教授佩尔茨曼（Sam
Peltzman）的教学深深打动，从而坚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1977年，诺德豪斯正式加入了美国总统卡特的智囊团，此后的两年里，他以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出谋划策。该年的罗默则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业，此后6年间，辗转于多所名校求学。1983年，当罗默最终戴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帽时，距离诺德豪斯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已过去10年。
同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两人，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
殊途不同归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正从滞胀的梦魇中苏醒。而大洋彼岸的日本也迎来井喷式的发展。
罗默两篇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推出的。
1986年，罗默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惊艳经济学界。四年后，他再度发表了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两篇宏文奠定了罗默在经济增长领域研究的地位，形成了他的内生增长理论。
在罗默的理论框架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得到了反思和重构。他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揭示经济持续增长的奥秘，为世人打造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生产专业化能促进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伟大的经济学家总是更早地看穿时代的秘密。
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兴产业的布局，为下一个十年科技力量的崛起打下了基础。而极具前瞻性的罗默，其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也在90年代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显学。1997年，罗默当选为由《时代》杂志评出的、美国25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无限风光在险峰。当罗默的学术研究前景大好时，他却在2000年选择了投身商界，一手创办了Aplia公司。
罗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从在线教学和实验系统中获得灵感，他筹集了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将这一系统作为公司发展基础。短短几年间，Aplia推出的系列知识付费服务，迅速被全球1300所大学的4300多名教授和120万名学生所接受。
2007年3月，他又将Aplia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公司。事了拂衣去的罗默，甚至去到世界各地游说，希望通过“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的试验，打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引擎。2016年10月，他还接过了世界银行抛出的橄榄枝，担任首席经济师一职。
与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诺德豪斯不同，罗默并不赞同对于经济周期性的解释和治理，而更崇尚技术的力量，因此他的身上似乎也多了一份游戏人间的洒脱。
世界经济的未来
继续将两位获奖者的时间轴重合起来看，会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
罗默在折腾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的时候，诺德豪斯正担任耶鲁大学的教务长；罗默从声名鹊起到转向商业探索的时候，诺德豪斯正担任耶鲁大学的副校长；罗默从商海脱身到去做特许城市实验时，身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诺德豪斯已是国民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主席。
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都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指出了方向，但两条路径在交叉点相会过后，转而又分别疾驰而去。这不仅与学派传承和理论研究相关，也和两人的性格有着隐秘的关联。
比如，冬季去到纽哈芬的滑雪场，或许可以撞见正和妻子一起遛狗的诺德豪斯。?
尽管年逾古稀，音乐、远足和滑雪的爱好依旧没有改变，生性恬淡的诺德豪斯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亲近感。作为“DICE（持久、整合、使命与努力）模型”及“RICE
(气候与经济区域性整合）模型”的开发者，诺德豪斯更看重经济评估时，与能源耗用、气候变迁之间的交互作用。
早在1972年，诺德豪斯便和托宾共同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在这一主张下，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应当从GDP中扣除；同时，还要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这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的思路，也成为延续至今的“绿色GDP”概念。
正如诺贝尔奖评委会所言，尽管两位获奖者并未对未来提供确切的答案，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如何实现全球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探索，更迈近了一步。
包括122年前立下遗嘱的诺贝尔，都是正在路上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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