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梅兰芳》也并不例外。欣赏之余，还是想挑几处遗憾与朋友们共探讨。

 1、大师的胡子长得忒快了些。

    电影中梅兰芳对夫人芝芳说，等到记者招待会的那天上午，我要请医生给我打上一针“伤寒针”，打了这针就会忽冷忽热，嘴唇也会起皮，日本人就没有理由逼我演出（还没有碟片在手，凭记忆没有办法复述原台词，如有误请原谅)。有此看来，“打针”和记者会应是同一天的活动。到了打针的场景中，导演给梅兰芳脸上来了个特写，非常坚毅，同时也给我留下个清楚的印象--梅大师的脸上还没有胡子。但到了记者招待会上，大师把围巾摘下，在众记者的惊呼中露出了他的已然成型的上髭--穿帮了！虽然编剧是女的，情有可原，但导演不至于吧？

2、 黎明把台词读错了

    当电影进入第三段故事，三七年日军侵华，炮声隆隆之际，梅兰芳出场与深情观众告别，说“我一生中最怕的就是不能登台演戏，但这一天到了（le），还是来了。”按北京话，这句台词实际应该读作“这一天到了（liao三声）儿还是来了。”其实就在本片里，多处有“到了儿”的台词，如前面的“十三燕”和“二爷”都这么说过，显得北京味十足。但不晓得为什么，到了北京出生的黎明嘴里却被生生地分开来读“到了，还是来了”，倒像是翻译过来的“文艺腔”。

3、 梅兰芳离京的时间和场景与史实不符。

    电影中，梅兰芳在日军的轰炸和炮火声中向北京的观众告别，夜别邱如白，在难民堆里登上南下的火车，还吃了一口北京的冰糖葫芦（冬季的时令食品）。从服装和场景看，都是在秋冬季节，国破山河，满目凄凉，气氛都凝重异常。但这里大概是为了创造气氛的需要，而把史实撇在了一边。实际的情况是梅兰芳早在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后即举家南迁，在上海还继续舞台生涯。即使为了制造戏剧冲突，把梅兰芳搬迁的日子推到如电影字幕所述的一九三七年。大家都知道日军全面侵华发生始于七七事变，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即沦陷。梅兰芳一家身穿冬装，挤上火车时，站台上站岗的却还是中国军人。显然就把史实背景搞错了。电影中还有一个细节：日本军队在攻陷南京后即开进上海的租界，也是对史实的错误处理。实际上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才进入租界的。

    我不反对传记片里对传主有适当的虚构，如把“二奶”孟小冬处理成女学生式的“红颜知己”，金屋藏娇处理成“第一次拜访”等等。但重大的历史背景就不应该成为为了烘托气氛而任意摆布的素材，让观众不仅易产生对历史的混乱印象，同时也损害了全片的艺术真实。

 4、邱如白的人格前后分裂

    孙红雷饰演的邱如白在第一段故事里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而且在他的身上我们接受了确实是“梅兰芳的时代赢了”，这一有深意的说法。

    但后来此人的变化似乎太突兀了一些，到了孟小冬这一段，电影暗示是邱如白雇用了杀手（梅痛斥邱，杀手是活着时签字领了“抚恤金”）来逼小冬离开梅兰芳。果如此，此人乃是可以刑诉的雇凶杀人（又是自己爱人）的疑犯，梅兰芳怎么仅能痛斥了事，数年后还要依依惜别劝其随己南下？

    到了邱如白受日本人蒙骗，南下上海假冒梅兰芳的名义给电台和戏院老板打电话这段戏，剧情就更经不起推敲了。邱如果只是扮演了打个电话的角色，其实也没有必要南下上海，去趟电话局就可以把事情办了。而电影中邱如白秉烛看完伯夷叔齐的画面，不仅没有激发出不食周粟的意志，反而是千里迢迢赶到上海先是挨打，再冒名打上一通电话，连梅兰芳的面还没有见呢，他居然就能代梅兰芳发布出演的消息。起码他得冒充还是梅兰芳的经纪人吧？可疑的是电话那头见过梅兰芳的戏院老板大概不辨有假，还在连声称对方“梅老板”。如果找个人冒名梅兰芳就能把这个假消息散布出去，何必还要骗邱如白出面？剧情逻辑上明显开始混乱得不靠谱了。

    邱如白打完电话，一身潦倒地回到小旅馆去拧开房间里的收音机才知道上当受骗，然后非常勇敢地跑去找日本人算账。这时候他才去闯梅家的门，究竟是要去干什么？我看得是一头雾水。

    顺便说一句，这个场景中，编导大概误把30年代中国的小旅店当成今天的五星级饭店了。那时的无线收音机，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奢侈品，小旅馆里哪来此物？但这种细节上的失真，与对邱如白这个人物的混乱处理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也可惜孙红雷的出色演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