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参加一位援外医疗队员儿子的婚礼，见到了几位援外队员，闲聊之中得知几位“老哥”都已退休，忽然之间，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那段令人难忘的援外医疗生活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不可能再现！那些事，在记忆中也许会越来越模糊。更让人伤感的是：当年的那些人，随着退休会不会也越来越疏远？

“老贾”是我们医疗队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教授。与其说是在医疗队认识的他，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儿子更熟悉了他。这次参加的婚礼，就是他儿子的。

援外医疗任务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医院，也重返了课堂。在我的课件里大多是枯燥乏味的医学影像图片，为了调节学生们的视觉疲劳，我有时会加入点生活中的图片适当做个段落分隔。援外回来，喜欢用些当年在非洲拍的图片充当这个角色，拍摄地我习惯用英文标注上，目的是不想引人注意。其实，对于我们援外的哪个国家——马拉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句话是当年的驻马拉维大使说的。事实也是这样！最好的例证是我回国时在北京停留，顺便想去看看同学。同学也是忙，见面地点只能选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让人去机场接我，电话里特别交待：“你来我们医院后，别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尤其注意别说你是从马拉维回来的！”我问为什么？同学说：没人知道这个国家！你这样说，别人会把你当骗子！课间休息时，有个学生突然问我：老师，您是第几批援马拉维的队员？我当时就意识到：我不想引人注意的这个国家，还是有人注意到了，而且他一定会与这支援外医疗队有着密切关系！问话的这个学生就是“老贾”的儿子，子承父业，他儿子也学医。

“鲁队”是我们对于医疗队队长的昵称。“鲁队”的管理也很人性化，其中之一的代表就是为每位队员过生日。我在马拉维过得第一个生日那天，正好是我们整个队伍分成两支，我们送走另外一支队伍的第二天，那天大家都很忙。“鲁队”是个外科医生，那天手术很多，等他回来时，突然想起给我过生日这事了。他是如何记住每位队员生日的？我一直没有问过他。时间已经很晚了，队员也剩下了我们几个，不过，“鲁队”还是差人出去买了蛋糕，一定要为我过生日。蛋糕也很特别，四四方方的，奶油颜色是雪青色，猛然看上去，煞白煞白的。生日蜡烛是由我们平时停电时照明用的白色蜡烛替代的。白色四方形的蛋糕，周围点着四根白蜡，几个队员围着，我四十岁的生日就在这种多少有点凄惨的氛围里过的。不过，现在想起来的都是温馨，那次生日也为队员们留下了很多日后的谈资，对我而言，记忆犹新。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援外人的日常感受。“鲁队”今年退休了。

“杨处”是我们医疗队的主管领导，时任卫生厅外事处处长。后来“杨处”升职副厅级领导，但我们仍习惯称呼他“杨处”，他是我们公认的没有领导架子，为人随和的领导，我们队员都很尊重他，每次聚会，大家都喜欢邀请“杨处”。他自己也说过：他偏爱这支队伍。我的那次生日的话题，“杨处”也听说了，他提议为我补过一次生日，他来主持。后来真的补办了一次，这次生日聚会，除了温馨，还有的就是感动和感恩。我一直很自豪，自己曾经是一名援外医疗队员，我也很感恩医疗队的每位领导和队员。“杨处”已经退休了。

“邵院”是我们医疗队的内科医生，任务期结束后回到原单位升职为副院长。“邵院”为人谦逊但热情。我们后来很多次的队员聚会，都是“邵院”在张罗和组织。“邵院”当年在马拉维时是在另外一支医疗队里，但凡遇到重大会议或重大活动时，他都会来到首都与我们见面，晚上休息一般都是留宿在我的宿舍里，因此，我们交往的机会比较多。最具记忆性的事情是他那次得病，他有胆结石，在马拉维时犯了一次，虽然不到必须手术的程度，但也遭罪不少。他后来回国还是把胆囊做了，也算是彻底了结了这件事。“邵院”看着很年轻，但没想到是：他也退休了。

婚礼结束了。我们几个步行出了酒店，大家聊着天，散着步。分别时，“杨处”给我指路，该去哪里坐地铁。我一人走在几乎无人的街道旁，突然感觉一种无名的失落和惆怅，“援外医疗队”对我是过往了，很多队员也会过往吗？医疗队很多过往的记忆还能重现吗？那些过往的故事，还会有人讲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