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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绘画吴道子佛画佛教 |
据史载,最早的佛画像是汉明帝时蔡愔从西域带来优填王所画释迦倚像,明帝乃遣画工按照天竺释迦像的范本绘制。之后,中国画家便有开始依据印度范本绘制佛画的记载。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录》卷一引蜀僧仁显《广画新集》:昔些乾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文中的曹不兴是吴国的画家,也是最早接受西域佛画影响的画家。画史上说他先是临摹,按“西国佛画仪范写之”,到后来,他能在五十尺长的绢上画大幅人像,心敏手捷,一挥而就,创造出写意式的画像。卫协是他的学生,谢赫评卫协“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师徒比较,卫协比曹不兴有所变化,卫协改变了曹氏粗犷简略的作风,开始创造精工细密的表现手法。事实上,六朝画家在对人物形体的掌握上,还不大成熟,不仅卫协“不该备形似”,同卫协共有画圣之誉的张墨、苟勖等也有“若拘以体物,则末见精辟”的缺点,但是这些杰出的画家都十分重视人物精神特征的表现,谢赫评他们的画在艺术上重神韵,这正是由民间粗犷的风格开始走向士大夫画家精巧风格的体现。但是画史上的“曹家样”并不是指的曹不兴,而是北齐的曹仲达。曹仲达的佛像画得最妙,他画过许多佛陀、菩萨、罗汉像,世俗人物有卢思道、斜律明月、慕容绍宗等,可惜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历代名画记》卷八记载: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
“曹家样”究竟是一种什么风格的画呢?我们从他的师承关系可略知一二,张彦远说曹仲达师袁昂,并说“袁尤得绮罗之妙”。也就是说曹仲达继承了中原魏晋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掌握了绣罗人物的技巧,即一种工笔重彩所应用的粗细一致、细劲有力的线条,把这种线条应用来画菩萨与佛像的衣饰,又带着明显的外来文化的色彩。我们可从北朝的石窟造像中看到“曹家样”画法的某些特点:一种宽袍大袖的服饰,“其势稠叠,衣服紧窄”,给人以薄衣贴体的美感,所以有“曹衣出水”之誉。
尉迟父子唐初由西域东来长安的尉迟父子,带来了第二波的域外画风。据《名画记》载,大小尉迟皆以善画佛像菩萨、外国人物著称,而尉迟乙僧尤工花鸟,更精于凹凸法,其画艺超过其父。他的画被时人誉为神品,形成与以阎立本为代表的中原画风对立的西域画派。西域画风主要的技法特点就是“铁线描加凹凸法”。状如“屈铁盘丝”的“铁线描”,是一种没有粗细变化,粗硬道劲有力的圆笔线条,由铁线描钩勒成形的衣纹线条常常稠叠下坠,有若“曹衣出水”。在设色上,尉迟乙僧长于印度艺术的晕染法。汤垢《画鉴》说他的设色:“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是说他的画看上去是凸出画面的,用手摸却是平的,且色调浓郁,富于立体感。
尉迟乙僧的作品十分丰富,壁画、绢帛画、屏风画、神佛、肖像、花鸟无所不包;有文献记载的作品有:《干钵文殊.图》、《功德人物》、《湿身狮子》、《降魔变》、《本国国王及诸亲族》、《弥勒佛像》、《明王像》、《天王像》、《胡僧图》、《龟兹舞女图》等。壁画中,《降魔变》最能体现他的画风。《降魔变》描写释迦得道前与魔王波旬的斗争场面,情节十分生动。《唐朝名画记》赞乙僧在光宅寺的《降魔变》:“千怪万状,实奇纵也”,“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逼之标标然”“画幅构图宏伟,意境奇妙。把释迦画成奇形异貌、骨瘦如柴的苦行僧,把三魔女画成体态丰盈、几乎要走出壁面而逼近观者的形象,立体感极强。乙僧的绘画已很少真迹可考,现流于国外的四幅标为尉迟的画,基本上是摹本,不过可窥见其原画的风格。现存波士顿美术馆,北宋陈用志所摹的《树下释迦图》和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的《天王图》,画中人物均用典型的“曹衣出水”铁线描勾勒衣纹,以凹凸浅深之法画出花与树,“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整个构图气势宏伟,画风博大精深,非大手笔难有这样的构思和造诣。尉迟父子带来的西域画风,极大地影响了唐一代的画家,唐画达到“焕烂而求备”的境地,其中有尉迟父子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