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古篆文法帖辨伪

《淳化阁贴》第五册《诸家古法帖五》中所载的《苍颉书》、《夏禹书》、《鲁司寇仲尼书》、《史籀书》、《秦丞相李斯书》都是篆文书法，这五种碑刻自产生以来就有争议，有人认为是真古董，有人认为是宋人伪造的假货。后来经过宋代以来诸多学者的考察，已经举出坚实的例证证明后面三种都是根据一些古碑文伪造的，所以，从此以后很少再有人说到了。但是对前两种《苍颉书》、《夏禹书》，因为没有找到其伪造的根据，于是乎被一些人反复炒作，认为是真的上古文字，并作出种种“考释”，编造了很多古史和故事，其实都是谬说，因为这两种也是宋人造得假货。这里就把一些相关文字资料引述如下。引用书籍：

1、宋·王著编，孙宝文重辑：《宋搨淳化阁帖》（简称《阁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2、明·顾从义撰：《法帖释文考异》（简称《考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钦定淳化阁贴释文》（简称《释文》），《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

4、清·王澍撰：《淳化祕阁法帖考正》（简称《考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法帖释文考异》卷五：伯思云：自仓颉至程邈书皆伪。史籀书，传世者岐鼓耳，今此书云“扬州襄易德系”，字殊无三代体，与其辞皆唐人笔也。李斯书，米云：“未知何人书。”僕案其文云云：“田畴耕耨，为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为邹鲁”，乃李阳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德碣》中字也。其碑略云：“惊逋复田畴，闢教以耕耨，故为政可期月而致宽之，则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为邹鲁，使父子长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畴等十八字为斯书，与碑中篆无铢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书”，盖未尝见此碑耳。程邈在秦云阳狱作隶字，乃今汉碑中字是也，有此隶方生今正书，不应邈已作之。《大观》标目作史苍颉书。

《考正》卷第五：长睿云：“自苍颉至程邈书皆伪。”此卷尤荒率可笑，不惟卷首诸家略无据依，其后诸家错缪尤甚。秦时未有楷而以为程邈；宋儋开元时人，而不知为唐；隋法帖，文帝书也，不列首卷帝王之次；投、老二帖不辨为率更，敬祖二帖不知为太令，其他入晚寒一帖、移屋二帖，其不能识别，又不足言矣。惟智果系隋，僧怀素系唐，僧不宜列于名臣之次；章草、蜀志两贴无可主名为当，以古法帖目之耳。

仓颉书

《考异》：阙

《释文》：轩辕氏史仓颉书：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

《释文订异》：《苍颉书》，释旧阙，今从宋杨信文《钟鼎篆韵》补释。

《考正》：苍颉，黄帝史也。帖目当称《黄帝史苍颉书》。颉通于神明，仰观奎文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跡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倣象”是也。今此书字虽不可识，按其书法风力短浅，全乏古意，乃与后世小篆无异，并非古文，故秦淮海亦有了不与科斗相类、乃近大小二篆之疑。虞世南《书旨》述云：“苍颉象形，传诸典策，世绝其跡，无得而称”，以此而言，其伪决矣。

夏禹书

《考异》：出令聂子星记齐春〇（当作其）尚（施释）

《释文》：夏后氏大禹书：出令聂子星记齐春其尚节化。

《释文订异》：《夏后氏大禹书》，“节化”二字释旧阙，今从明李登《摭古遗文》补释。

《考正》：大禹书传于世者，惟衡岳岣嵝峰七十二字，笔法奇古，多不可识，然鉴者尚有字奇而不合法，语奇而不中伦，韵奇而不合古之疑，今此十二字全与岣嵝不相似。又余尝得“大禹开山币”，乃大禹佩之治水者，面四字，羃二字，亦不可识，然笔法横绝，扬之可以上天，折之可以入地，定非大禹不能。今此书又与开山币不相似，其伪不疑。

又曰：右二书亦间有一二字可识者，然既是伪作，非必尽有原本，不过以意涂画，漫作数十字，分别部居以为此某书某书耳，虽可识者，亦不足据也。

鲁司寇仲尼书

《考异》乌延〇〇〇有吴君子之墓呼。（施释）

《释文》：孔子书：乌延陵封邑有吴君子之墓呼。

《释文订异》：《孔子书》，“陵封邑”三字释旧阙，今从《摭古遗文》补释。此帖疑有错简。

《考正》：秦淮海云：《鲁司冦仲尼书》者，吴季子墓铭也。铭在丹阳季子墓上，字径尺馀，唐张从申记云：“旧本湮灭，开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拓其书以传；大厯中，萧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盖后人依效为之者也。欧阳文忠公谓孔子未尝至吴，不得亲铭季子之墓，然则季子墓铭其真者犹疑非孔子书，况依效为之者与？

此伪书者，窃取延陵季子碑于十字中，节去五字，又于前后妄増七字，共十二字，以为是孔子书。按延陵碑字长径尺，篆法敦古，李阳冰学绎山碑，得此而后变化，则此碑即非孔子，亦断不是汉以后人作。今此十二字笔力短弱，比于延陵碑相悬倍万，又其所存延陵碑五字，形貌虽同，精神迥絶，遽欲以罔千古识者之耳目，吾谁欺？

刘昌诗《芦浦笔记》云：《孔子书》十有三字，内有吴君子之五字，与延陵碑同，或者后人衍此题墓上。按十字碑唐明皇命殷仲容摸拓，大厯中萧定重刻于石，张从申碑跋可证。《阁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逺出十字碑后，谓《阁帖》缩取延陵碑则可，谓延陵碑衍《阁帖》可乎？又《阁帖》仅十有二字，此误以为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复书之，以当一笑。

史籀书

《考异》：唐（刘作杨，施作剔。案《碧落碑》有“唐五十三禩”，“唐”字正与帖同。王著蔡京辈皆未考此碑耳，何不阙疑，以误后学。）州裴易德系。

《考正》：张怀瓘《书断》云：“史籀，周宣王时为史官，善书，师摸苍颉古文，损而益之，或同或异，谓之篆，亦曰史书。”帖目当称“周史官史籀书”。

长睿云：史籀书传世者，岐阳石鼔耳，今此书云“扬州裴易徳系”，字殊无三代体，与其词皆唐人笔也。

《楼钥攻愧集》云：黄祕书谓李斯十八字乃李阳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徳碣》中字，此《史籀书》即此碑额中字也。“敭”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阳冰最爱《碧落碑》，故用之。“州”、“裴”、“徳”三字皆在；“系”即“纪”字之半，但无“易”字，疑以“明”字叠而成之，特以大为小尔，岂祕书未考此碑之额耶？

“”或作“杨”，施作“剔”，顾汝和云：《碧落碑》“有唐五十三禩”，“唐”字正与此同。王著、蔡京辈皆未考此碑耳！

秦丞相李斯书

《考异》：田畴耕耨，为政期月而致法令，使（潘本“使”字有补痕左右贯，一行有锭纹；顾本有补痕，未下锭文。本有阙，二条俱未补。）父子为邹鲁。（米云：未知何人书。）

《考正》：李斯楚上蔡人西入秦位至丞相斯妙大篆始省改之以为小篆著苍颉七篇帖目是。

长睿云：李斯书，米云“未知何人书”，仆案其文，乃李阳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徳碣》中字也，其碑畧云：“惊逋复田畴，辟教以耕耨，故为政可期月而致，寛之则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为邹鲁，使父子长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畴”等十八字为斯书，与碑中篆无铢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书”，葢未尝见此碑耳。

知北游按：总观《阁帖》中所载此五种篆文碑刻，均为伪作，盖至宋代，人信而好古，然上古本无碑刻，故伪造以充数，此必宋人所伪。

由可知者看，《秦丞相李斯书》、《史籀书》是从唐人《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徳碣》、《碧落碑》中选字凑成，《鲁司寇仲尼书》则是根据《延陵季子碑》拼凑改篡而成，除《李斯书》外，多不成句，无文意可言；而《苍颉书》、《夏禹书》则纯是臆作，是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钟鼎文和小篆、传抄古文省变而来，就是从一些金文和篆文、古文的字形上截取一些笔画而成的，所以其字形的笔画都比较简单。因为既然是伪造了充数的，自然也不必顾忌其是否能够通读，而且最好是越让人看不懂越好，以附和人们所谓“奇古难识”的心理，就象现在古玩市场那些常见的假青铜器、假古玉，上面总会刻上些让人看不懂、不认识的“文字”，说是真古董，好多不懂古文字的人就上当花高价收买。《苍颉书》等假古董也就是这么产生的，人们受骗上当也是自然的。

但是当时一些精通古文字学的学者就一眼看出其伪，比如精通古文奇字、彝器款识的北宋著名书画家黄长睿（字伯思）就直接指出《阁帖》中“自苍颉至程邈书皆伪”，可谓慧眼。后来随着古文字学的进步，发现的出土文字材料越来越多，很多人已经明白它们是假古董，所以明代顾从义、清代王澍等人也都明确指其伪，而且有的还揭发出其伪造的根据。

其实，目前我们使用的汉字源流明晰，从殷商甲骨文、金文直到周秦汉的彝器铭文、战国秦汉的竹简帛书文字，出土很多，对于文字字形、笔法的演变轨迹已经有了明确发展轨迹可见，那些伪造的似是而非的所谓“古文”是很容易被揭穿的。

有些人不顾事实、不明真相，说是什么用甲骨文和古彝文书写的，可是古人什么时候会用两种读音含义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字写同一篇书法作品？既然苍颉书、夏禹书是真古董，为什么在《阁帖》收录之前完全没有人提及？如果是新出土的东西，影响如此巨大，为什么宋人全无记载？而且苍颉、夏禹之时哪里有刻碑碣的习惯？甲骨文是清代才被发现的，以前无有，宋代人怎会用甲骨文来写碑刻？既然是古彝文书写，为什么在彝文使用地区全无此二碑的记载？目前发现的确切的古彝文文献，最早的不过是蜀汉时期（一说是西晋中叶）的《妥阿哲纪功碑》，再早的就没有了，那么就没有任何证据能把古彝文的时代推到汉代以前，苍颉、夏禹时代怎么会用古彝文来刻碑碣？                                

妥阿哲纪功碑（一称“济火记功碑”）

湖南里耶秦简六三（局部）

大家仔细看看这块《记功碑》上的古彝文，只要稍微有点古文字知识的人就会看出来，那是在秦汉时期篆隶的基础上改造变化而来的一种文字，二者的字形结构、笔法风格是完全相同的，把它和湖南里耶秦简相对照，更能有此强烈感觉，有些字形是直接取自汉字，它和契丹人、西夏人根据汉字的楷书和六书理论创造契丹文、西夏文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因为秦汉时期中原势力和文化已经广泛传布到四川、贵州等地，其地的少数民族与中原人接触、交往已经比较频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根据中原的汉字创造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是情理之中的，毫不奇怪。我们知道彝文是用来记录彝族语言的，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汉语并非一种语言，所以要另外搞一种文字来记录它，那么苍颉、夏禹是彝族人吗？既然是彝族人，怎么苍颉又发明了记录汉语的汉字呢？有些人知道没证据，就走偏锋，开始把彝文与一些原始遗址出土的陶文符号相比附，得出一个“古彝文有万年历史”的荒唐结论，其实他们不知道彝文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陶文符号只是符号，它不是文字，不能用来记录语言，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可信的用来记录语言的原始陶文符号（所谓龙虬庄陶文、丁公陶文均有问题，已经有人疑其为今人所伪造），怎么那些符号就能成了古彝文？连起码的文字与符号的概念都不懂，这么扯怎么能让人信服？它们既然被收入宋代皇家编著的书里，说明它们是中原之物，中原人什么时候用古彝文刻碑了？而且当时的情况下，中原人会用蛮夷的文字来写碑刻吗？而且被收入皇家收藏，这符合当时人们的观念吗？可见此说的可笑和错谬，迂曲穿凿、牵强附会，自不待言，就象现在一些人大嚷“古彝文有万年历史”、“古彝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古彝文是西欧六国的文字鼻祖”一样荒唐可笑，某些人的胡言乱语，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贻误学人，其害无穷！

治学要靠证据说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不是捕风捉影地意淫，那样只能遭到耻笑和鄙视，那不是在“弘扬民族文化”，而恰恰是在糟蹋民族文化，给我们的民族文化丢人！今天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的学术道德、求实精神和知识修养还远不及古人，怎能不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