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时常吹嘘：他一生上了两个大学，一是“农业大学”，二是“毛泽东思想大学”。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辍学，帮家里干田上的农活；参军到部队以后，虽接受了不少的教育，但是文化程度低，想上大学谈何容易！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父亲转业在合肥当了一名工人。虽说是城里人了，但他依然娶了乡下的姑娘做妻子——那是我的妈妈。我随外婆在乡下生活，一年中我们很少见面，但我却崇拜他，我看过他穿军装的照片，知道他险些参加珍宝岛战役，又险些走出国门去抗美援越。我知道他的工厂里有大卡车，有轰鸣的机器，可以生产飞机大炮。我喜欢在他回家的时候，听他讲老虎和狮子谁是森林之王，听他讲薛仁贵东征的故事；我还喜欢在睡觉时把他的手表放在耳朵边，在“滴滴”的声音中不自觉地入睡。父亲是我的骄傲。

    我到合肥上学，和父亲朝夕相处，心中高大的形象却慢慢地坍塌。他是个非常普通的人，在家里洗衣做饭就像军人立正敬礼一样寻常，从不觉得有伤男子汉的尊严；在工厂里他是三个青年人的师傅，他从不迟到早退，不利用职务之便损公肥私。他不善交际，所以也不被器重。自从家里开始做生意，他的脾气便越来越暴躁，时常踢锅摔碗的，让我和妹妹很害怕。有一次因为我刷牙时间过长，他把端在手里的碗向我砸了过来，汗衫破了，我的肌肉被割出一个口子——到现在我的腰上都还留有一道疤痕。我开始恨他，总结他的各种缺点：暴躁、懦弱、没有责任感。为了表示对他的反抗，我换下的衣服不让他洗，问我想吃什么菜也不告诉他；他看他的电视，我看我的书，互不侵犯最好。我暗暗发誓，可以独立生活时，我要离开这个家，找女朋友了也不带给他看！

    记不清父亲什么时候开始找我下棋，并且许诺，赢了会有１０块钱奖励，囊中羞涩的我开始中“套”。父亲从床肚里拿出棋盘，把棋摆好，通常一抬手，作个请的姿势，让我先走。走就走，捋胳膊卷袖子，架炮，跳马，出车，恨不得百万军中立马斩老将首级。他不紧不慢地戴上老花镜，掏出香烟递给我一颗，然后自己点上，托着下巴嘴里嘀咕着：“不见鬼子不挂弦！”然后轻挪棋子。楚河汉界之上，车来炮往，下棋成了我们共同的娱乐方式，父子之间却少了隔阂。

    当父亲得知我的女朋友和别人订婚了，很是着急，饭前饭后不忘给我出谋划策，甚至去那小妮子家里开导她的父母。我坚决反对。最终他还是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了四页纸的信给我的女朋友，劝她慎重考虑终身大事，不要屈服世俗的压力，一定要选自己所爱的人结合。父亲还表示愿意承担毁弃婚约所带来的一切财物上的损失，并时刻欢迎她成为我们家的一员。那小妮子看了以后感动得哭了一场，回了三页纸的信。最终乾坤扭转，大功告成。

    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也成家了，但我们仍然住在一起。晚餐桌上，喝着啤酒，可以听到他对世界杯足球赛的嗟叹：中国怎么就不敌小小的哥斯达黎加呢！足球让他没面子，象棋仍然是他的最爱，在家里找不见，去大院门口，在一大帮蹲着的老头里面一定可以看到我的父亲让对手吃“马屎”的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