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旷文琪，是去年四月，他和富士康的官司刚刚结束。

脸色还略显苍白的她，静静地躲在采访对象的后面，还没有完全从巨大的精神压力中回复过来。

之后，我经常会问一些她关于台湾IT产业的问题，包括采访华硕董事长施崇棠、宏基董事长施振荣、华硕在上海建厂、台湾芯片业发展情况等问题，每次她都罄尽全力地帮助我，而她一丝不拘的认真精神，也非常令我感动。我实在想不出，这样一位与人为善的女记者，为什么会受到一家全球五百强企业在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摧残。

至今，她还不愿意回忆过去，因为她已经答应父母永远不对外公开讲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但毕竟对她的伤害已经很深很深。

当她听到中国记协还没有行动起来的时候，表现出非常的不理解，因为正是台湾记协吕会长不懈的努力，加上施振荣先生的帮助，才使她最终与富士康和解。

最近几天，旷文琪将关掉手机，选择一种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