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8日晚上八点半，从成都双流老机场起飞，雨中抵达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

到家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相对稳定的家。这下该可以安定下来了吧？错！十天之后再次离京。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天气，极其炎热的、比重庆南京等“三大火炉”还热的天气。这是原本所没料到的。

安居地，再次成为驿站。

记得回京当晚下了场雨，此后几乎每天都是烈日炎炎。白天在家“关禁闭”，空调、电风扇24小时开着，直到天黑估摸着暑气散尽才下楼“放风”。

孙孙像一只出笼的小鸟，没多久，回来了，沮丧的说 “人都走了，小朋友们都回家睡觉了”

我：“但清静了，活动空间大些了，多自由呀”

孙孙撅着嘴：“那为什么不去山东？哪儿人更少，空间更大”

“是啊，还凉快”我心中一动。

小孩子都这样，哪儿好往哪儿跑，“要不我们再回成都吃火锅去？” 我知道孙孙对第一次吃到的四川火锅是多么的情有独钟。

我笑了。真的，我们急匆匆赶回来为个啥？我只能笼统告诉他，匆忙回京是因为妈妈有工作，现在不能走是因为还有事情没办完。

早在四川时“央四”就通知女儿去台里“开会” ，歇了几个月（也不全歇着，文案及后期没停），新活儿终于还是启动了。这是好事儿，说明疫情进一步好转。再说了，一个人怎能不工作？如果我对孩子说：工作是一份责任，一个人得尽职尽责，他能懂吗？

然而，一个新计划已在心中悄然生成：去山东避暑。

得抓紧时间办事儿。

首先是解决孙孙的近视眼问题。经多次检查，“真性近视”已基本确定。走前得拿出解决方案。

去权威的同仁医院。从检查、散瞳、到验光配镜，完全遵从医嘱。

医生告诉我们，最近来配镜的孩子真多呀，“疫情中视力倒了一大片” ，又安慰我们：孩子度数不算太深只要坚持佩戴眼镜不往下发展控制住就好，彻底治愈是不可能的了。

离开同仁医院，女儿把我们放在正阳门附近那家极具特色的书店，她继续去办她的事。

书店门口有人把守，查得特严。我的“健康码”因一度离京而“作废”，又因技术问题，将峨眉山隶属于乐山市搞不清楚而一再输错过不了关。工作人员挺同情的，但不敢违规放我进去。孙孙一旁干着急：“这是我外婆，她没病，绝对没病，要不我怎么好好的，让她进吧” ……工作人员被缠不过只好让他先进去。我留下继续耐心攻克那个“健康码”。终于，从“大数据”查出我的14天行动轨迹到过地方不是四川洪雅而是四川省乐山市下属的峨眉山市，乐山我没去过但必须得填。每个中国公民都在这“大数据”中，谁也别想糊弄过去。

炎炎夏日，北京街头很少行人，商场里却人头攒动。最令我感慨的是人人都戴口罩，人人！抵京第二天，我因为在峨眉山自由惯了，从地下停车场“混”进超市没人提醒，忘带口罩了，偌大的商场大概只我一人未戴口罩，熙熙攘攘的顾客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那种感觉，真恨不得有个地缝让我钻进去。

北京连续十几天清零，不是没有缘由的。

在朝阳大悦城吃下午茶，发现这里可以消磨一整个下午——我和女儿读书写作看手机新闻，孙孙学习、写作业、上五楼玩耍。因为不必做饭洗碗干家务，来了个彻底放松。

大城市也有它的好。虽然人多嘈杂空气差，但社会服务设施齐全，生活相对方便，尤其年轻人还要考虑就业、个人发展前途的话。否则，哪来那么多的“北漂”？

即将飞赴山东。经停烟台，然后改乘大巴直插威海南。为避炎夏的火辣辣，也为减少一路上对出京人员的戒备而可能产生的节外生枝，决定不自驾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机票仍出奇的便宜。这种“机遇”并不是时时都有的，若不是疫情期间，哪里去找？

同样是晚上八点半，这次动身前往首都T3航站楼。过安检时竟异想天开，向安检员询问大约十天前被“缴获”的四瓶消毒液能否还给我一瓶。小姑娘安检员大为惊讶：“什么？也是从这儿过的吗？十天经过两次？” 我点点头，以为有希望了，解释道：“上次是去成都，这次是去烟台”，我想，毕竟这样的人并不多，也许能网开一面？小姑娘很干脆的回答：“不行！早处理掉了” 。

这次比上次查得更严。一个专门装食物的敞口袋被要求反复过，问“都有些啥”

“全是吃的。面包零食蔬菜水果。嗯，还有个白萝卜一根大葱……”

“有没有酸奶果酱之类的？”

“没有。酸奶和一瓶果酱都托运了” 为表达诚意，也免得再啰嗦，我一把拎起袋子兜底一倒，呵呵，终于抓出“嫌犯”，一个装卡夫酱的空瓶子，路上喝咖啡冲奶粉用的。

烟台蓬莱机场到了。50分钟，离北京真近啊。

机场附近的这家小旅馆干干净净，老板亲自开车接送，热情周到礼貌。女儿感慨：好像山东人对老人孩子都特别好。

第二天乘机场巴士到威海，再乘班车回到南海新区的家。

像每次一样，盛赞这里的空气，清新如罐装出口；盛赞这里的气温，不冷不热，不潮不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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